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地位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问题.执政党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发生了执政的合法性危机,使党失去了执政的社会基础.本文从理论上探讨了执政合法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提出政党的执政地位应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越广泛,其执政的合法性就越强.     

现代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向度

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对政党执政进行考量的两个基本向度。执政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本前提，也是政党执政后必须始终重视的重要问题。执政合法性主要涉及执政理念和执政绩效问题，执政合理性主要涉及执政方略、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问题。在现实中，执政合法性和执政合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也都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善治视域里的中共执政合法性探微

任何政权的存在都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并且这个合法性还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随时代发展而适时调整.作为对当今社会日益多元化现实的积极回应,治理理论已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与此相应,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要相应地从政党管理向政党治理转换.已日益融入世界发展大潮的中国共产党,其执政的合法性同样不可能仅仅靠历史的合法性.以善治视域来观察,构筑当下中共执政合法性最坚实的基础性工程就是: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合理规定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这是加强中共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重要内容.     

利益分化和执政合法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对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但利益分化也给执政合法性带来一些难题,比较突出的有价值认同难题、利益均衡难题和风险频发难题等.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加强对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即政策供给、总揽协调、价值引导和组织整合.     

“三个代表”：执政合法性的新追求

执政必须有合法性,合法性取决于合法性资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架构了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新体系,是对执政合法性的新追求.     

合法性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启示

执政合法性与执政能力建设是现代政党政治中的两个重要变量,也是我们当前加强党的建设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我们党的建设置于现代政治文明发展潮流之中,也才能更加有效地巩固党的合法性基础,更好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文从两者的关系入手,提出合法性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执政合法性与执政能力建设相辅相成、相互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执政合法性统一于"为民"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关键是要走出"四个误区".     

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形式要件

政治合法性是执政党具备执政资格和平稳执政的前提,而执政党要获得政治合法性必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有了保证,同时,也使其具备了执政合法性的实质要作,而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使党在新时期获得执政合法性有了可靠的形式保障。因此,新时期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严格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尤其是要正确处理好党法关系和党政关系。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依法治国

任何政权执政地位的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力执政合法性的支撑。不同政治语境下,执政者最初获取政权的方式决定了执政合法性的最初来源及再生产机制。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合法性源于成功革命的历史功勋,是一种经验型的事实合法性。经验型合法性模式的时效性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以为自身长期执政提供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六十余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几经调整,呈流变态势;而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于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在坚持基本的合法性生成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进一步扩充合法性资源,丰富合法性话语之体现。     

陈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修复与拓展

"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因此,任何一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都必须拥有合法性基础,也需要不断地加强对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拓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危机.如何修复与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成为关系到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性问题.陈云以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为修复和拓展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做出了重大贡献.     

浅论执政合法性视野下的协商民主

在现代政党政治社会条件下,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流失,执政合法性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程序合法性方面通过协商民主,尤其是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在公共政策决策等各方面的协商中达成共识,对巩固执政党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对学校内部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学校内部管理行为可能会与学生合法权益产生冲突,为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法院应对学校内部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笔者论述了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司法审查介入的前提条件,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标准,以期对我国将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谈监狱的人性化管理与严格管理

人性化管理和严格管理是监管工作中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重要原则。人性化管理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刑罚的过程中,以符合和满足人的合理需要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合法权益和培养健康人格为重要内容,以促进罪犯的改造为目标,使罪犯得到足够尊重和关怀的管理方式。强调人性化管理,并不排斥严格管理,相反必须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实行人性化管理,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要坚持"严不过人"、"宽不过囚"的准则。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与执政能力建设

从纵向看,党的执政体系指党的各级执政体系,包括中央执政体系和各级地方执政体系。从横向来看,党的执政体系包括执政主体、执政客体、执政工具。党的执政能力和党的执政体系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执政主体要自觉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科学整合执政体系中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在执政实践中提高整体执政能力。     

行政哲学: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

针对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知识品性、知识功能以及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的怀疑态度,文章论证了行政哲学在何种维度、以何种方式,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何种知识基础。行政哲学在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支援性和引导性的知识维度,构成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从行政思想史以及行政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行政哲学至少能够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类别的知识基础。行政哲学主要通过反思思想前提以及一系列范畴和原理,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知识基础。     

析公安行政成本

公安行政成本包含显性可计量的公安行政物化成本和隐性不可计量的公安行政效益需求成本两部分内容。目前我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公安行政物化成本投入低、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滞碍了公安行政的有效实施,无形中加大了公安行政的效益需求成本。各级政府和公安机关应当以物化成本促效益,以效益保成本,对成本既敢于投入又防止滥用,以达到物化成本和效益需求成本的和谐统一。     

《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程序上的主要创新与不足

行政许可程序是现代具体行政程序的基本构成,也是目前行政许可实践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前不久正式施行的《行政许可法》的梳理和分析,认为《行政许可法》在行政许可程序上体现了促进程序公开、提升程序效率、维护程序公正、严究程序违法等四大制度创新,同时认为该法仍客观地存在着公开程序规范不全、听证程序范围不明、但书程序规范不力以及救济程序责任不清等明显不足,主张对不足进行有针对性的弥补。     

依法执政与转变党的执政方式

当代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条件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十六大”明确提出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三个文明” ,其中政治文明的建设是重中之重 ,它要求党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等方面发生转变 ,其中依法执政是转变的关键。它要求党依法行使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权力 ,正确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关系 ,从而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观辨析

行政学中国化也是一种行政发展观。行政发展观是行政观和发展观的有机统一,是指对行政发展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是行政理论与实践互动过程的两个方面,行政学中国化既是中国行政发展的理论指引,也是中国行政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在学理层面上,行政学中国化与行政发展观是互为表里的,行政的自觉主导性和可持续发展是其共同的逻辑聚焦点。     

“高效行政”源于行政体制与机制创新

“高效”是我国行政管理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要做到行政高效,只有源于不断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机制创新。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而政府运行机制的创新则应围绕着“权力”、“官僚”与“程序”这三个“实体”来展开。     

言说的短路与表达的困境——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分析

当前社会频频发生的话语事件揭示了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一方面,政府言说出现了广泛的短路现象,其表现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说缺位,不被信任,难于理解,伤害民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公民表达也存在着许多困境,诸如不被倾听,得不到重视,效率很低等。行政话语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与专制政治的历史惯性、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称、表达能力的欠缺、双边互信的衰落以及官僚语言的特性等密切相关。超越行政话语的危机,要求从理念、制度、技术和技能等方面创造条件,建构和完善多元化的行政对话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