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个普通人的上诉路

蔡任民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却命途多舛，在“文革”中遭受诬陷迫害被遣送回老家。本文介绍了家族的风风雨雨和自己的坎坷经历，展现其矢志不渝的信仰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文中，蔡任民记录了“文革”后期他赴京上诉，其间，被关、被打、被戏弄，最终回生产队受批判的遭遇，细节生动，是不可多得的“文革”史料。     

逆境中的华罗庚

我想在这篇短文里，记述恩师华罗庚在“文革”中鲜为人知的几件事，那是些永远萦绕在我心间的故事。 “爱因斯坦批不得!” “文革”中，华先生曾在中国科学院和其他几位“资产阶级当权派”与“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遭受大会批判斗争。后来周恩来总理下令，制止了对先生的大会批斗，说以后仅能“背对背地批判”，于是先生得以稍许消停。此后，他不再去科学院，只去中国科技大学上班，因他兼任着这所大学的副校长。     

陶钝——中国曲艺护花人

1975年5月20日,当时的“中央文革”直接控制下的文化部突然宣布了一条惊人的消息:中国曲协前副主席陶钝正在搞地下曲协,要夺文化部对曲艺的领导权！刹时间,声讨和批判陶钝的大标语、大字报糊满了陶钝当时栖身的全国文联留守处——203号院。陶钝本人也立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行动自由。这就是“文革”后期轰动全国的“陶钝事件”。     

蒯大富的晚年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     

切忌无原则的怜悯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和处分,有些人不是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正确对待批评和处分,而是不问是非,无原则地加以同情,使犯错误者思想出现反复,使已经取得的思想教育成果前功尽弃。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一些人是非观念糊涂外,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阶级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许多无辜的人受到批判、斗争,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又常常是一些老实人。到了“十年动乱”期间,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和整人者的愿望相反,被批判者非但没有被“批倒批臭,反而得到了普遍同情。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被批判的都是“受害者”,都要加以同情,那就错了。因为“文革”结束已近十年,经过拨乱反正,许多被颠倒的事情已经颠倒过来了,一些冤假错案已得到纠正,一些     

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性质嬗变原因论析

60年代初的“文化大批判”是“文革”之前发生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批判斗争。其初衷是通过文化批判的形式来改造知识分子 ,提高其思想觉悟 ,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 ,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 ,这一批判运动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学术上的讨论演变为政治上的斗争 ,并造成了紧张的政治气氛 ,导致错案的发生。可以说 ,这场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它蕴育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导向。研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性质及其嬗变的原因 ,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性 ,并为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等关系提供…     

小人物打败“理论权威”

文革中张春桥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人们认为张春桥的文章是对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阐述,因此在＂句句是真理＂的时代,没人敢公开质疑＂张春桥思想＂,更遑论挑战了。历史的奇妙在于,这种质疑乃至批判却发生了,只不过是在一个不被众人关注的地方——监狱中的单身牢房;发出质疑和批判的既不是被囚禁的理论家,也不是丧失自由的高官，而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年轻囚犯——当年24岁的现行反革命犯唐春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最近，记者专程采访了唐春翔，就他当年敢于“叫板”张春桥的“歪理邪说”与其进行了对话。     

第八讲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期间,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它的性质是什么,给我们留下一些什么经验教训,至今人们还在议论、反思,想求得一个正确的回答.一、“文革”的发展过程     

解决困难群体的问题不能仅靠社会的援助

去年春天开全国政协大会时,有记者采访我,问我对“老三届”的看法。我说“老三届”其实现在大多成了社会的困难群体。这一代人,该读书升学时,被“文革”耽误,“文革”结束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奋斗获得成功,但绝大多数仍在社会底层。他们现在年龄五十出头,父母若在都已高龄,需要他们照顾,孩子正在上中学或者大学,需要他们花钱劳神,而这批人偏偏却轮到了“下岗”,他们的窘迫是可以想象的。我的不少同龄人,现在都处于这样的困境,和他     

“冯道”余谈

报纸上有三则消息: 河南新乡有个叫于文学的人,“造反”起家,错误严重,至今不悔,还煽动正在服刑的造反派头子唐岐山翻案,最近被清除出党; 天津市水产局的领导班子,长期被“造反”起家的人掌权,对抗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最近已被改组; 吉林某工厂科研所副所长刘汉如,是一个在“文革”期间直接参与迫害彭德怀同志的造反派头头。他     

慎用“文革遗风”

某厂一位年轻技术员,因呈报上去的计划久久得不到回音,技术改造任务又急待完成,一气之下,跑到厂办公室发了一通脾气。这本是该厂领导的官僚主义所致,但几位领导反给他扣上“文革遗风”、“造反派脾气等大帽子。一翻老底,这位技术员“文革”中还果真当过几天红卫兵,这下更不得了了,厂领导勒令他停职检查,延长党员预备期一年。“文革遗风”目前确实还有,但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不好的东西统统斥之为“文革遗风”。扫清“文革遗风”,必须搞清什么是“文革遗风”,什么是人民内部间的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不可在清除“左”的思想影响的同时出现“左”的做法。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于把“文革遗风”当作一个标签,到处贴用,似乎非如此,就显不出警惕程度之高。这种做法虽然省心省力,但长     

瞭望哨

一个在“文革”中犯有错误的党员干部,整党一开始就忧心仲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等到对照检查时,他捶胸顿足将自己痛骂了一通,又无限上纲,给自己戴上了“两面派”、“急先     

“劣根性”的根由——读史随笔

被称为“高级牢骚”的“传统文化反思热”,正在向哲学层次升华,也正向现实生活逼近。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于展示“批判意识”的同时,也开始了痛切的“自我批判”。“批判意识”激励人公开抒写对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神圣忧思,一吐胸中堆积的层层垒块;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是“高级牢骚”之说,从另一方面表明,只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如果不是有意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起码也是让人觉得隔靴搔痒,言不尽意。至于正在进行的“自我批判”,则集中表现为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挖掘。概括言之,其要有三,一曰缺乏自主精神,软弱无能依附性强。二曰思想贫困、精神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     

二十年艰辛探索世界奇观

形成于6500万年前的乐业天坑群被公认是世界最大的天坑群,被称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它几乎囊括了各种类型的天坑和溶洞的奇观。然而,发现这一奇观的潘政昌却为此经历了悲喜交加的传奇人生……18岁小伙成了“小博士”潘政昌1957年出生于百色乐业县同乐镇南令村。他父亲在“文革”期间,因看     

老报人徐铸成

徐铸成一生办报,死而后已。即使很长时期被剥夺了办报权利,心底里还在办报。他亲手创办的上海与香港两地的《文汇报》,其业绩具在人间。“文革”后(确切点说,应是1978年“右派改正”后),他重返新闻界,虽然处于闲散地位,却进发出少有的热情与活力。其时     

父亲蒋光鼐的晚年岁月

蒋光鼐在我们的记忆中有两件大事，一是率领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二是在“闽变”中建立了反蒋政权。“闽变”失败后，他败走香港，从此离开了政治中心。其实他并未走远，从抗战中担任战区大员，到建立民主促进会，再到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文革”中他是周恩来特批必须保护的13位民主人士之一，又是第一个在“文革”中去世的民主党派部级高官。     

为“按劳分配”正名

“按劳分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老命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就明确和实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一原则却被“四人帮”污蔑为“资产阶级法权”。“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和经济学界对“按劳分配”原则进行正名，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     

每个人，都要坚守良知

民革浙江省宁波市委会所办刊物《绿叶》，最近一期中刊登了题为《一点反思》的文章。作者作为“文革”初期的中学生，对自己在“文革”中参与批判恩师的行为，表达了深切地反思和忏悔，并对老师公开道歉。这一反思、忏悔和道歉，来之虽迟，但不能不说是作者良知最终战胜怯懦的勇敢举动，我们对作者的勇气和道德良知，深感敬佩。     

“红卫兵”社会化道路探析

“红卫兵”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是指“文革”初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初高中生。“红卫兵运动”的实际概念是短暂,基本上从1960年“文革”始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止。“红卫兵”已成为历史。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青年,他们社会化的道路是独特的,在他们的社会政治舞台上,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笔者试图从中窥视这些青年成长的规律。 一、角色的剧变——人格的早熟与社会化的纷扰 红卫兵是“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主席的宠儿,从实际上看,是“文革”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