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加拿大华人与体育活动

华人在移民加拿大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武术传入加拿大。他们创立了体育团体如汉升体育会和海峰会,以组织的力量来保护自身发展自己,在华人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华人中也出现了一批弘扬中华体育文化的杰出人物。     

加拿大华人社会变迁初探

华人移居加拿大始于19世纪60年代,但在加拿大的各种移民政策的影响下,华人社会的人口和社区有着复杂的变化过程,华人社会也随之不断地变迁,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代加拿大华人社会呈现出教育背景、社会经济背景、语言文化背景多元化的特点以及与加拿大国家多元文化的融合。     

温哥华的华人新移民:何去何从?

这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华人新移民在温哥华的定居和适应经历。调查结果显示:非经济原因如环境、教育和公民身份是华人移民加拿大的主要动机;就业和语言是华人新移民融入温哥华当地经济社会的最大障碍;由于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大学文凭和工作经历在加拿大不被承认,他们在加拿大的经济成就不佳,这些阻碍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增加了他们对加拿大生活的不满。根据三角移民模型理论的逻辑,这种不满将导致华人新移民离开温哥华。     

坚守与融合——浅谈马华作家鲁白野的文化认同

自19世纪华人下南洋达到高峰后,一部分华人选择留在马来(西)亚世代繁衍扎根,构建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华人社会与文化.华人迁移到马来亚之初,也把中华的传统文化移植到当地.除了华人移民,来自印度南部的印裔移民也迁移到马来亚,同样将他们的文化移植当地.华人迁移到马来亚后,必须面对当地原来的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并在各种因素如历史背景、政治立场、经济利益等的影响下,与各种不同的文化产生冲突与矛盾.经过长时间生活在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的社会之中,马来亚华人在文化认同上也会受到主流文化——马来文化的影响.华人一方面维护自身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吸收外来文化,以适应居住国的风土与文化.这样的文化融合与调适,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前后更成为华人社会的重要议题.马来亚华人的国家认同、文化身份和语言教育等,都决定了当时马来亚华人的未来.作为20世纪50年代活跃于马来亚文坛的马华作家,鲁白野以跨文化、跨族群和跨语言的文化书写,对马来亚当时的多元文化作出相应的思考与回应,继而对自身的华人文化观作出调适与转化,充分展现了他及当时马来亚华裔文人在文化认同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和融合性.     

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变迁

1980年至2001年间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与以往的加拿大华人移民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加拿大移民史上,华人新移民的特征变迁,不仅反映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同时也被这些移民政策所塑造,华人新移民异质性与加拿大政府的依时性移民选择政策密切相关。另外,华人新移民的阶段性流动特征,是华人移民史上的特殊推力因素所造就的。不同的华人移民次群体之间,在社会性和人力资本方面具有多样性差异,不同的华人新移民群体的阶段性流动导致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异质性本质。加拿大移民选择政策和华人新移民的阶段性流动,共同对加拿大华人新移民的异质性变迁产生了双重影响。     

近年来加拿大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对华人的影响

中国人于19世纪中叶开始移居加拿大,起初只有数万人。生存环境恶劣。加拿大政府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在不同时期推出不同的移民政策,有些政策显然是针对华人的。2002年及2004年又对移民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纵观加拿大一个半世纪移民政策的演变,走过宽松—限制—严厉—宽松的历程。无论哪一时期的政策,申请移民者中,既有受益者,也有受打击者。总的来说,随着世界的进步和加拿大推行多元文化方针,华人的处境在不断改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华社人口在增加。2003年华人已超过120万人。尽管华人在争取生存发展中仍会有曲折和反复,但他们的前景是光明的。     

浅谈战后加拿大华人妇女移民

二战后,加拿大移民政策的转变,使华人移民增多,华人妇女移民作为其中的特殊群体,由最初的以家庭移民为主转以独立移民,其在加拿大的职业也逐渐扩展至各行各业,而促使妇女移民的原因主要有政策、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     

战后华人新移民问题初探

本文所说的华人新移民,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的变化,在欧洲、美洲和澳洲等地区出现的新的华人移民群体。他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不论是对所在国还是对当地的华侨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些与战前华人移民有很大不同的移民群体,他们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正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许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本文拟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这些华人新移民进行初步的探讨。     

加拿大华侨华人与粤菜传播

广东菜简称为粤菜，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粤菜在加拿大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广东人移民到加拿大开设粤餐馆。华侨华人在加拿大传播粤菜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粤菜传入加拿大，在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后一个阶段，粤菜在加拿大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当代，加拿大新华人高度重视粤菜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在经营方面采取了各种先进的方法。     

风水及文化积累的局限——旧金山华人移民的文化认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移居美国的香港华人极力想要在美国积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开始在旧金山的湾区购买房地产。他们带去“风水”的文化逻辑,即在他们认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的地方进行房地产投资。这一行为在当今这样一个跨国时代的背景下,向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积累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新的移民也许可以获得文化资本,但却难于把它转变为社会资本,因为在象征资本和种族认同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也因此造成了他们在东道社会中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所以,文化资本积累上的局限对移民来说是十分明显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古巴华人形象的构建与塑造

古巴华侨华人是中国在古巴形象的代言人,也是中国在古巴形象的塑造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古巴华人群体经历了华工、华商及自由移民者等不同历史阶段。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华人在古巴社会中作为“他者”的形象构建与塑造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古巴社会对华人形象的认知,既有对其正面形象的肯定,也有一定程度上对其负面形象的误读。     

马来西亚文冬玻璃口新村华人社团初探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可大致分为宗亲会、地缘类社团、业缘类社团、宗教类社团,以及文化社团等。文冬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较为集中的地区,玻璃口新村作为紧邻文冬市区最大的新村也有一部分华人社团分布其中,新村现有的华人社团为两家宗亲会、两家文化类社团和一家私会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村内社团已经体现出了定位本地化和管理专业化的特点,成为联结当地华人的纽带,也是当地华人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经过长期的发展,新村的华人社团在团结新村村民、促进新村和谐发展、发扬华人传统文化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也存在着社团经营后继无人、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     

社会转型中的民族凝聚力变迁

由现代化而引发的社会转型 ,全面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 ,从而不断重塑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结构和内涵。与传统相比 ,民族凝聚力有了本质的不同 ;社会转型中民族凝聚力弱化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 ;社会转型对民族凝聚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西南民族史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 ,但封建时代的研究是自发的 ,带有强烈的民族歧视和浓厚的政治色彩 ,缺乏客观性。 184 0年以后 ,西南民族史研究由自发转为自觉 ,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新中国成立以后 ,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 ,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学术著作、论文不断涌现 ,西南民族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类进入 2 1世纪 ,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学者们只有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不断地拓展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西南民族史的研究才能获得更大发展。     

论两宋时期乌江流域人口流迁对民族交融的推动

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地区,因其资源丰硕和远离中土,一直成为外来移民迁居的理想之地。宋朝建立以后,在封建朝廷立足当地深入统治和各种优惠政策的共推之下,众多外来人口陆续移迁到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不同形式移民纷纷扎根乌江流域,不仅大力推动了本地各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而且有效推进了本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区域文化的人类学解析--以西北安多地区为例

四川安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居区,通过长期的民族文化交流,各民族逐渐将异文化因子转化为本民族稳定的心理因素,并通过语言等中介,使各民族的知识经验、社会规范与价值体系得以相互吸收,并转化为不同个体的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价值观念、信念理想,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薪尽火传、兴灭继绝的文化底蕴.     

论和谐社会审美精神的建构和指向

和谐社会的审美精神，既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的需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文化中积淀着和谐意识与和谐美精神，建构起和谐精神的根基。现代和谐社会在继承发展中，以其现代意识提升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生活的品质，弥合现实与理想的关系和矛盾，从而以审美精神建构和谐社会，使和谐社会呈现出审美化、理想化与现实性、功用性结合的特征，体现出和谐社会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简论中国化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以承认社会多样性为前提。社会多样性既有基于财产和地位的纵向分层,如阶级、阶层和贫富;也有基于文化认同的横向分类,如民族、宗教和语言。这两类多样性互有交叉但管理目标不同:前者要控制和缩小差别,后者要承认差别并在尊重主体的基础上追求互主性即仁性(inter-subjectivity)。多元民族文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凭据。但要把这笔文化资源变成社会资本,中国看待多元民族文化的范式则要从原先的“社会发展史”转换为今后的“文化生态学”。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Emerging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had died out and had become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by the 1950s, when the China-centered allegianc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was replaced by a local-oriented identity.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Chinese diasporic communities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owever, has put this conventional wisdom into contestation. This essay is concern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xin yinmin (new migrants) and corresponding manifestations of a revivi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since 1980. It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The first is empirical, examining the ri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igrants, who are composed of four main types: students-turned-migrants, emigrating professionals, chain migrants, and illegal immigrants. The second section is conceptual and comparative, looking at the manifest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revivi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placing them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also considers the embedded tensions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both the Chinese state and new migrants in tackling these tensions. I argue that there are complex reasons behind the re-emerg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overseas, it is a by-product of the formation of sizeable new migrant communities, particularly in the West. As the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who have extensive links with the homeland, they remain culturally, and often, politically, attached to China (as a nation-state and/or site of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and are concerned greatly with Chinese matters. Through such intermediaries as Chinese-language newspapers, websites and TV programs, they form a borderless and imagined greater China that is bound by both the ideas of sovereignty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 From the mainland, a series of polici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overseas facilitat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population overseas, thus providing a potential ground for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 argue that the key agendas of this reviving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re China's economic prosperity, cultural regeneration, and national unification. This nationalism, furthermor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reactive nature and embedded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simultaneous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ism, which in turn reduces the centrality and intensity of nationalism. As a result, it is unlikely to constitute a unified ideology or a movement with centralized leadership such as that in the 1930s.     

优秀传统典章制度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文化自信提振

优秀传统典章制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理念,深深打上了"大一统"观念的烙印,始终贯穿着"礼乐教化"的精神追求。对中华优秀传统典章制度所蕴涵的智慧进行总结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安邦提供历史借鉴,为地方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理念参考,为当前涵育人格修养提供文化底蕴。优秀传统典章制度对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具有弥足珍贵的借鉴价值,既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强大社会与组织基础,培植了涵养文化自信的深厚制度沃土,也是构建新时代德治方略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