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要我们的法治”——从谢觉哉先生一次讲话说起

谢觉哉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在他的法律方法思想中,以一贯之的是对于马克思对于法律的思想的具体运用。谢觉哉在1949年1月23日的"在司法训练班上的讲话"上,阐述了立法、法律适用的原则、法律适用与政治的内在关系等法律方法关注的基本问题,体现了他的法律方法论思想。     

论唐甄的"启蒙思想"

唐甄生活于明末清初,是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著有<潜书>一书,是他思想的精华,并被收于<四库全书>之中.人们在提到他时,往往称他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但是,启蒙思想是欧洲反封建运动中资产阶级运动的铺垫.如果我国有类似的思想要称之为"启蒙"的话,也应区别对待,不应与欧洲的启蒙思想相等同.而且,唐甄的思想也不能认为是启蒙思想,因为他虽有贬斥君主、男女平等等言论,但是与真正的启蒙思想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中则反映出了他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并且,其思想也还属于传统儒家思想,并没有新的创造.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探讨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法治思想的源头之一。他的良法思想、法律适用思想以及对法与道德的论述,可以使我们从其法治思想的源头上进行一些追溯,对我们更好的理解法治的本意有所裨益。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德对"三农"问题的思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德对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思考和探索,他认为搞社会主义应该让农民富起来,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农业发展、农民致富、农村进步的主张,同时批评了在"三农"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他的思考和探索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有许多是正确的,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变为现实,他从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思想方法,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具有指导意义.     

"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浅析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我国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其丰富的教育思想中,美育思想至关重要.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这是他的美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现在我们重新探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对今天的美育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论人权运动时期罗隆基的"专家政治"思想

罗隆基是中国现代史上专家政治论的首倡者.人权运动时期罗隆基的"专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政治"的含义、实行"专家政治"的必要性、如何实现"专家政治"、"专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他的"专家政治"思想主要受欧美专家政治思潮与实践的影响.罗隆基的"专家政治"思想有着明显的缺陷,但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提倡的"专家政治"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     

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探讨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的法治思想,可以说是法治思想的源头之一。他的良法思想、法律适用思想以及对法与道德的论述,可以使我们从其法治思想的源头上进行一些追溯,对我们更好的理解法治的本意有所裨益。     

论"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现状、特点及其预防

由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只是初步构建,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立法滞后和法律制度不完善,客观上留下了"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的机会和条件.加上贪欲与权力欲的极度膨胀、法制观念淡薄等主观因素,"一把手"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完善预防和遏制"一把手"职务犯罪体系,应当是教育、制度、民主和法律几道关键防线德有机结合.思想教育使人不愿腐败,民主监督和法律约束使人不敢腐败,而制度防范则是使人不能腐败.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规范性

国家指导思想是为宪法所确认的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指导作用的某种政治理论,是执政党某一时期政治主张法律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国宪法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认为国家指导思想,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要求,从而实现了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文章从规范意义、规范作用、规范效果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规范性.     

谢觉哉与“三三制”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1884年5月生于湖南宁乡县,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政府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45年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强调法源于人民群众,并对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主张。1948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谢觉哉当选为政府委员兼司法部长。1949年8月,新中国第一所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他任校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新中国民政的奠基人──谢觉哉

谢觉哉，号洋深，字焕南。生于1884年4月27日，湖南省宁乡县人．他从小资质聪颖，刻苦勤奋，博览群书，志向远大．1921年1月，谢觉哉由何叔衡、毛泽东介绍，加入了湖南第一个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从这时开始，走L了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于1925年下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回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谢觉哉在10月19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1954年9月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任命谢觉哉为内…     

谈谈列宁对黑格尔"观念是过程"合理思想的改造和发挥——学习列宁《哲学笔记》手记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提出了"观念是真理,真理是一个过程"的思想.他所讲的观念(真理)的过程是纯粹概念、范畴的矛盾运动过程,在本质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但这种神秘的外衣下却隐藏着真理辩证法的合理思想.列宁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黑格尔关于"观念是过程"的合理思想进     

谢觉哉人民调解思想探析

谢觉哉人民调解思想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发展于建国初期，是我们党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其内容涉及到人民调解的意义、方法、方式、依据、误区以及调解与审判的关系等。研究谢觉哉人民调解思想，对今天我国人民调解的实践及其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探索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对共同体的探索过程,考察后我们发现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谈论共同体,或是有意要建构一种共同体理论,他的"共同体"思想是在探索人类解放道路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创立、运用、验证、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共同体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在共同体问题上蕴涵着马克思深厚的人文价值关怀,那就是人的自由发展.对马克思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一种共同体到底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探索共同体乃至表达"共同体"思想的独特之处.     

谢觉哉: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正>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他的家乡,他的子女就想到北京看望他,乡里乡亲想让他帮忙的也多了起来。谢觉哉对此一概拒绝,赋诗写道: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诗中的周老倌是一位在谢家干活的长工。谢觉哉     

对"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的反思与重述

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复审的司法活动.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是否存在法律适用,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何进行审查,以及依据哪些法规范进行审查.当提出上述疑问时,便会思考行政法法源与行政诉讼依据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法源在行政诉讼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反映出不同的法规范对法院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力.据此,基于"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的反思会衍生出法源、行政诉讼复审依据以及司法约束力等论题,有必要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加以重述,方能有助于准确理解我国行政诉讼的本质特点,进而明晰我国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行政机关的规范适用进行司法复审的角色定位.     

"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

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冯,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今天,江泽民同志针对党的建设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虽然二者论述上有不同的角度和要求,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致的.同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实现"三个有利于"的保证.     

"以人为本"若干问题的审视与思考

前不久,九三学社中央召开了"以人为本"理论研讨会.10余位与会专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和阐述了各自的见解.其中,如何对"以人为本"中的"人"做出准确诠释,如何认识"以人为本"论断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以人为本"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如何认识"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以及在法律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等问题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焦点.     

忽必烈"祖述变通"思想浅析

元世祖忽必烈(一二一五--一二九四年),是元王朝的创建者,在中国历史和蒙古族历史的发展上都是一个影响比较深远的人物.他即位以后,实行"祖述变通"的革新主张,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扭转了长期的动乱局面,使国家得到了空前的大统一.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忽必烈的"祖述变通"的思想.     

"伦理的立法"与"法律的立法"的区分——理解康德"权利科学"的理论前提

康德在他的"权利科学"当中,首先对"立法"进行了划分。按照立法所依赖的原则不同,康德把立法区分为"伦理的立法"和"法律的立法"。前者是按照道德法则的义务概念而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内在立法";后者则是允许在道德义务概念之外具有其他意图,由外在立法机关所实施的立法,因而也称"外在立法"。这一区分是理解康德立法思想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