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

本文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之重建的设想。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受到身份相对化、流动化和竞争化的冲击,面临再造自我之使命。以族裔为根基、以民族为归依、以世界为关照的世界民族主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性认同,它既缓解了民族与族裔的矛盾,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协调,同时又呼应了全球化进程。以“柔性地理”、“主权部分让渡”以及“世界主义框架中多元文化主义”为特征的后民族国家将是其主要的推动者。     

“小国家”整合“大民族”——瑞士国家与民族建构的历史进程

本文主要分析瑞士如何在强邻并立的严峻地缘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在国内不同语言、文化的族群中打造出统一的瑞士国家与民族认同和稳定的国家体制。传统观点将瑞士联邦政府实施的"直接民主"、联邦制下的地方自治,以及对不同语言和多元文化的保护政策等看做是保持国内各个族群,特别是使用不同语言的居民之间能够和平、和睦相处的"灵丹妙药",把瑞士树立成"不同民族间融合"以及成功解决"民族间冲突"的一个典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并非瑞士国家和民族建构成功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瑞士建国进程中所面临的初始条件、外部威胁、地缘政治和战争冲突等因素才是决定其成功建立统一的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关键所在。     

融合与坚守:全球化背景下缅甸客家人的文化调适

"客家"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共同文化的认同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心理基础。就缅甸客家人而言,其文化认同就是对整个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家方言、客属会馆作为维系缅甸客家人内部认同的纽带作用逐渐减弱,缅甸客家人在文化认同上也必然会经历一个由族群认同向"民族—国家"认同范式的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将超越对客家族群文化的认同,成为包括缅甸在内的所有海外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流趋势。     

浪漫主义史学与19世纪中期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构建

美国的浪漫主义史学对自然的关注赋予了19世纪中期的移民不同于欧洲的自然的属性,这种界定确立了美国人对新土地和新环境的认同。浪漫主义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强调使乔治·班克罗夫特等史学家在对美国立国历程的叙述中,揭示了美利坚民族的源起、民族特性,以及美利坚的民族使命等重要主题。由于浪漫主义史学的观念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19世纪中期的美国正处于文化独立和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所以历史著作中凸显的美利坚特性有助于公众认识自身的源起,也使这个年轻的民族找到了未来使命之所在。浪漫主义史学观念对于民族国家历史的认识,推动了理念上和现实中的美国公民身份的塑造,从而推动了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构建。     

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长期封建割据造成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晚于英、法等传统西方国家。其建立民族国家的路径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是建立在由血缘、历史、语言、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这一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较为特殊,这也决定了其融入西方过程的曲折与漫长。20世纪90年代,两德重新统一后,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进入后古典民族国家形态,将主权部分地让渡给超国家共同体。德国民族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欧盟治理结构中的"新德国问题"。     

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构建

古罗斯编年史汇编《古史纪年》,可谓俄罗斯民族群体想象认同中的重要一环。其被视为构建与维系古罗斯帝国形象的初始文学文本,以史书形式展现了古罗斯国家的民族生态、权力更迭、对外交往与宗教视野,呈现了罗斯族裔实现民族融合与国家建立的历史图景。《古史纪年》试图赋予古罗斯帝国以神性起源、合理版图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以此构建初始的古罗斯帝国形象。     

试析越南公祭雄王的理据

雄王是越南国家和民间记忆中的英雄祖先,被越南人奉为“国祖”.在当代,雄王公祭成为越南建构其民族身份认同和国家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其理据在于:雄王符号的民族和国家双重象征性,雄王公祭的历史延续性,雄王信仰被赋予的民族论、文化论话语,国家的法理支撑,广泛的民众基础以及越南世俗国家模式的特殊性.     

法国民族国家和民族观念论析

法兰西民族国家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产物。大革命传统和共和主义理念奠定了当代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基石。在民族观念方面,法国与德国的分歧与历史文化差异有关,但也是欧洲大陆两大国政治博弈的产物。在法国,共和同化政策被视为进步和文明的表现。法国在社会文化模式和移民政策方面历来强调"大一统"和"共和原则",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在世界上长期拥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国地位所决定的。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以及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法国的民族国家观念、社会文化模式和民族认同受到了严重挑战。法国人不得不对法国的社会文化模式、法兰西民族认同,以及法兰西的前途进行重新思考。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归国难题

19世纪末以来,以色列一直是俄罗斯犹太群体迁移的主要方向。1965、1990年后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促成了"俄罗斯-以色列"为轴心的文化空间格局。在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以色列"大熔炉"理念带有集体认同结构升级的诉求,使当代"流散"的内涵显著复杂化,也使俄罗斯犹太群体的认同问题愈发凸显。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重构是在矛盾分裂的语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下,亟须摆脱流散地意识形态阴影,重建符合犹太集体想象的民族文化源头;另一方面,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流散地文化影响极深,强调精英智识和精神性,深受民粹派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反而愈发依赖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认同更加倚重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如下趋势:克服俄苏国家话语导致的记忆危机,增强历史文化记忆的约束力;保护流散地的俄罗斯传统,实现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的分解与再融合;经历文化适应与对立认同阶段,逐渐向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文化共同体过渡。     

英国学派的自我构建及其问题

本文首先以"英国学派"这一概念被提出到广泛接受为主线,围绕学派的自我构建过程,指出英国学派自我认同的构建主要始于新一代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学术活动,其中经历了一个由争议到共识的历史阶段;接着分析了新一代英国学派学者发展英国学派的努力,重点放在学派自我身份认同构建过程中内/外的界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学派的历史以及未来发展的分歧;最后简要分析了当前英国学派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以此作为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较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是俄中两国在民族意识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自我身份定位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并非菲洛费依或石介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投射。它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是对自我、他者认知的一种符号体系。在"第三罗马说"的"我-他"对立认同建构中,他者是认知自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缺乏他者,"我"的身份辨认则无从谈起,在对他者的征服或救助中,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彰显。而"中国论"中的"我"与"他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自我封闭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的作用和地位是文明程度和道德伦理确定下来的,无需对他者给予过多关注,甚至无须与之交往,他者未必是被认知或被征服的对象。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自1917年阿拉什奥尔达政府通过民族党纲提出"民族国家"原则,至2014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日庆典讲话中提出"永恒国家"精神,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与"国族"概念、以及民族精神内涵和民族国家观,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转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其目的 均在于:在多元文化与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族际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构建以哈萨克斯坦利益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加强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政治意愿、发展战略、联盟选择、国家认同与核心利益发挥了关键作用.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俄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     

构建东亚认同:意义、问题与途径

构建东亚认同有助于增进东亚的凝聚力、推动区域合作、提高东亚的国际地位.历史上东亚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和现今东亚区域内已有的经济联系,在心理和物质两个方面为东亚认同的构建奠定了基础.近年来东亚认同逐渐浮出水面,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文化交流合作能够推进东亚区域内各种文化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增加地区共同文化和区域意识的内涵,唤醒东亚尘封在历史中的集体记忆并培养新的情感.     

从多元文化到主导文化——当代德意志语境下移民文化政策的变迁

德国曾长期将国民同质性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然而二战后多次移民潮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移民国家。面对内部日益庞大、多元化和文化背景迥异的移民群体,德国始终在历史因素和现实体制的制约中探索合适的道路,以平衡外来移民族群带来的文化多元性和国家认同的统一性问题。近20年来,面对国内日趋激化的文化、宗教和国家认同冲突问题,主导文化(Leitkultur)的主张开始浮出水面,其核心正是围绕着"我们是谁"的问题来重新塑造坚实的国家认同。与之相关的争论,也激发了各界对德意志民族国家认同、民众共同生活基础和移民融合原则的深刻反思。在此过程中,主导文化的主张不仅逐渐成为德国中右翼政党和新兴政党的共识而被纳入党纲,也在整个欧美范围内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资源。     

对韩国文化之认识逻辑的历史考察──以东亚传统与近代世界为中心

即将逝去的20世纪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异化过程，从而与过去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更为显著的文化断层。笔者无意对这一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或美学评价，只是想提出应如何理解和阐释这一现象的认识逻辑问题。历史地考察有关韩国文化的认识逻辑，固然木易，而笔者作为生活在20世纪且专攻汉文学的学者，似有必要在此世纪之交通过这样一种学问的努力来既确认自我亦确认我们文化的认同性（identity），并希望能够对近来关于民族文化危机的讨论有所稗益。一、作为一个历白区域的东亚世并申采浩根据其“历史系我与非我之斗争的记录’的所谓斗争史观，指出…     

《虚假的事实》: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

耶谢巴尔是印度现当代进步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创作以现实主义的描绘,关注祖国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他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以印度独立前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生动的情节和艺术的形象体系,以文学虚构叙述,重新建构印度的"民族自我",是后殖民语境中印度民族自我的"寓言"。小说在印巴分治、教族冲突的民族灾难反思中,提出正视现实,清理殖民统治带来的文化后果,革除独立政府新权贵的种种弊政,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后,建设一个进步繁荣、平等团结、理性奉献、自力更生、代表民众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民族自我。这个"民族自我"在小说主人公达拉与和布兰身上得到"寓言"式的体现,达拉的经历和命运是印度民族的象征性写照,她勤勉温雅、宽容仁慈、正直清廉的性格,是新的"民族自我"的人格化。小说的构思也艺术地体现了寻求"民族自我"的突出特点:在历史框架中虚构情节,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本土风习描写,坚信民族光明前程的结局。小说在表现耶谢巴尔一贯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同时,鲜明地体现了探讨"民族自我"的主题。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俾路支民族主义接近族裔民族主义,具有极端化的潜质.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受"萨达尔"制度的影响而封闭、守旧.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俾路支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表现为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民族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拒绝外来民族和文化的"民族排外主义"以及割断历史、文化联系以谋求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俾路支利己主义者将该省的资源和经济走廊项目视为民族私产,追求俾路支人利益的最大化,不顾走廊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片面强调公平,影响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俾路支排外主义者认为外族人参与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危害俾路支人的利益、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因而破坏经济走廊形象,降低了当地社会对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的参与程度;俾路支分离主义者将经济走廊视为掠夺俾路支省资源的阴谋,频繁发动针对经济走廊项目和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威胁着经济走廊的安全.     

法国核心文化价值初探

本文从法国历史角度探究和梳理法国核心文化价值。法国国家形成于9世纪,首先,封建社会的骑士文化影响下的贵族精神形成了最初道德准则和对女性的尊重;现代时期的人文精神与理性,以及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塑造了法国民族现代主流文化价值;20世纪,怀疑主义促使法国学界对"理性"概念进行新的批判和反抗,而"非理性"大潮究其根源,实质上是一场"理性"的自我进化。这些核心文化价值构成法兰西文化体的主要基因,给法国民族精神提供最丰厚的给养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