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DNA实验室的DNA污染和防范

DNA污染是产生DNA鉴定结论错误的重要因素,法医DNA实验室要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DNA污染有自身污染、交叉污染、PCR污染3种。法医DNA实验室要采取实验室分区、严格检验操作步骤、对试剂及消耗材料进行质量控制等方法防止发生DNA污染,采取设置对照样本、核查DNA结果、建立DNA排查数据库等方法监测和发现DNA污染。     

法医 DNA 实验室外源性污染15例

PCR 具有高灵敏度，可扩增微量 DNA，但如果不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其高灵敏度同样会带来麻烦[1]。本研究通过对本鉴定中心 DNA 实验室发生的15例法医 DNA 外源性污染进行分析，强调 DNA 提取、包装、送检务必要按规范操作，尽量避免人为污染。一旦发生污染，要有能力及时发现，避免给办案造成更大的问题。     

厦金水域船舶污染控制研究

船舶污染问题一直是各船旗国、沿海国、港口国海洋环境保护所关注的重点,通过对目前国际上关于防治船舶污染控制的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来看,其可分为事前防范机制以及事后保障机制。随着两岸三通,往来旅游贸易的频繁,厦金水域所面临的船舶污染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对其船舶污染的控制需要两岸加强对话,协调配合.本文通过梳理国际上关于船舶污染控制的公约,同时结合两岸关于船舶污染控制的立法,提出了相关的解决建议。     

重金属污染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推定研究

重金属对环境的污染具有潜伏期长、损害结果严重等特征,重金属污染民事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推定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重要问题。从了解环境污染侵权诉讼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入手,分析审理重金属污染侵权案件因果关系认定要素后,我们发现在审理重金属污染侵权案件中可以对案件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类型重金属污染案件适用不同因果关系推定理论,以更好实现诉讼程序的公平价值,达到预防环境污染的效果。     

一起涉港环境污染纠纷涉及的几个问题——对深圳特区凯达企业有限公司污染环境一案的调查

《深圳特区报》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报导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公开审判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污染环境一案,判处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败诉,对其违法行为处以两万港元的罚款,并限期治理好污染。最近,我们到深圳考察,调查了这一案件的产生、经过及其处理情况。这是深圳特区第一次公开审理的环境污染案件,案件涉及到不少有关环境法的问题,我就其中所涉及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谈谈自己的看法。     

农村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及防治对策分析——基于对宜昌市畜禽养殖业的实证调查

随着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也逐日突出。畜禽养殖业产生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在于养殖户环保意识薄弱、政府对畜禽养殖业污染重视不够,畜禽养殖业管理措施尚未健全,缺乏先进的污染防治技术。对此,因确立统一的防治思路,同时要形成多个抓手、多方共治,从思想层面提高全民减排环保的思想意识,从政策层面构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     

论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完善

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和社会文明的进步,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环境污染事故频频发生,大气、水体等环境质量屡屡下降。用刑事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的行为成为重要手段。然而污染环境罪不仅有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还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虽然刑法修正案及司法解释在规定污染环境罪方面有不小的进步,但在罪名设置、归责原则、责任承担等问题上,仍有应当改进的地方。有鉴于此,应当对污染环境罪的构成和刑事责任承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结合外国的立法及实践,分析现阶段我国污染环境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弥补我国现行立法、实践中的不足,提出相应对策,进一步完善污染环境罪的相关立法。     

“污染企业”竟成了“衣食父母”

“污染企业咋成了我们的衣食来源，我们该保护环境呢，还是保护污染企业？”     

农村安全饮用水条件得到改善

近年来，我国在城市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农村污染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农村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各种污染不仅威胁到了农村人口的健康，甚至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最终影响到城市人口。     

从松花江污染事故看跨界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途径

假定松花江污染事故造成了跨界污染损害,就有了如何对待跨界污染损害赔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国家赔偿、国际民事赔偿以及外交谈判和协商三种基本的方式。基于法律解决国家赔偿和国际民事赔偿的选择不是最佳的,基于外交解决的谈判与协商应是中俄双方应当采取的妥善的解决办法。     

乡镇畜禽养殖业污染引发社会矛盾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2010年公布的第一次中国污染普查公报显示,在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超过化肥和农药,已成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极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刑事犯罪问题。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减少社会矛盾,加强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十分必要。     

遏制污染转移应加强公众参与

政府、污染转移者和受害者的环境关系失衡是污染转移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在很多污染转移情形中,污染者面对的是弱小的受害者,政府却偏向于污染者。公众尤其是农村居民在污染预防阶段维权缺位,在污染侵害阶段维权地位不利,使环境污染态势仍在加剧。因此,要实现我国生态环境的转变,就必须改变这种不平等博弈的局面,应促进公众参与遏制污染转移,使其在污染预防阶段能够参与项目的决策,在污染侵害中能够得到相应的赔偿,形成对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机制。     

国际法体系下我国对污染遇难船的避难准入问题

随着海上石油化工货物运输的迅速发展,污染遇难船避难救助事件日益增多,沿海国是否给予避难准入对海难救助与海洋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对这一问题的决策应当依据对我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的规定,但是有关国际公约中关于污染遇难船的无害通过权与沿海国对环境污染的干预权是矛盾和冲突的,我国缔结的双边条约对此问题也没有明确约定。我国应当尽早建立起明晰统一的污染遇难船避难准入制度,以促进通航合作、保护我国作为海上石油进口运输大国的船货利益,保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     

污染转移的本质及对策分析

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污染转移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为了寻求合理、操作性强的法律应对措施,我们需要探究污染转移的本质及其背后复杂的利益冲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污染转移的本质是经济利益的作用下对环境正义的扭曲。排污费改革、环境税的征收、资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应对污染转移导致环境权利义务分配不正义的主要措施。     

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思考

我国西部农村存在着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农村禽畜养殖污染和乡镇企业排放污染物污染等严重环境问题。本文指出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提出了制定《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制定《农业废物综合利用办法》等措施以完善我国立法,最终达到治理西部环境的目的。     

香港法律制度简介(上)

自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以来,尤其是去年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来,香港法律制度问题已引起我国法学界和法律工作者的普遍重视,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本刊组织稿件,予以介绍。为了使人们对香港的法律制度有一个初步了解,我们特请黄文俊、成光海二同志根据现有资料对香港法律制度作简要介绍,供研究参考。由于资料有限,《简介》中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简介》分为下列几部分:一、香港法律的渊源;二、香港的立法机关;三、香港的立法程序;四、香港的法院及其审判管辖权限;五、香港的司法行政机构;六、香港的律师制度和法律援助。全文分两次载完。     

法先走,理、情排后面

香港是法治社会,可以说我们缺乏人情。香港是法、理、情,内地是情、理、法,在这一点上是不同的。曾经有一位内地法官对我说,一名医生因为药品收回扣被抓,他说没罚他,因为他觉得医生待遇太低,国家投这么多钱在医生身上,因为收回扣就让他坐牢,对国家没有好处,这是体制问题。他认为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要拿回扣才能生活。他认为是这样,所以不罚,这就是情理法,法放在最后。这个逻辑很有意思。但是,在香港不行。有一名内地研究生向教授行贿,要求买考卷,当场拿出1万元钱给教授。教授告发,当场把学生抓了。这名学生真的要坐牢。我们的     

从“公地悲剧”看武汉东湖的污染治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为主的外源污染及湖底淤泥的内源污染对武汉东湖的水质及其周遍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外源污染又成为污染的首要问题。然而,相关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东湖的污染问题。从公共管理中"公地悲剧"的角度看,东湖外源污染的根源在于产权的模糊。因而,通过明晰产权,使环境保护市场化,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就成为解决东湖外源污染的关键所在。     

论行政法的基本目标——1980年美国“苯污染”案带来的思考

任何法律都有其特定的价值目标 ,行政法也不例外。行政法的基本目标集中地体现着行政法对社会的意义以及行政法所关注和要实现的基本任务。因此对行政法的基本目标的研究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在此 ,笔者试着在分析 1 980年美国“苯污染”案的同时 ,探讨隐藏在其中的行政法基本目标。一、一个作为逻辑起点的假定前提在分析案例之前我们先要构建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 ,没有它 ,我们的分析无从下手。当谈到行政法的基本目标时似乎总是不能回避一个问题———行政和政府 (行政机关 )的基本目标 ,而这却是一个十分庞杂且跨度很大的问题…     

评深圳移植香港法律建议

<正> 在1988年的一份资料中,国家体改委深圳调查组已着手研究如何使深圳变成几个“大陆香港”中的一个,这是邓小平敦促中国要创造的。为此,这个调查组建议深圳应该移植大批的香港经济法律和香港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个建议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主张的是:(1)引进香港法的问题不仅仅是引进何种法律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事关深圳将来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