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及其启示

“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是关系国际交往的重大议题,如何破解其“国强必霸”的逻辑本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威胁论”直接影响着我国国家形象的树立。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自我”“他者”“世界”三重向度实现了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超越。新时代,坚持和平发展与保障国家安全相统一,促进一元性主导与复合型战略相协调,推进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观与人类文明经验相结合,是破解“中国威胁论”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世界意义的深度彰显。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辩证生成、特质呈现与话语批判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重塑辉煌的主基调,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接续奋斗的主旋律。在追求现代化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在坚持原则性与开放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规律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继承性与拓新性相统一中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始终彰显人本逻辑、推进“并联式”发展、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利用和驾驭资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展现中国气派的全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能够在西方话语霸权下成立,是由于我国用发展着的实践解构了“文明基因论”“历史终结论”“国强必霸论”“文明冲突论”等一系列西方话语,从而建构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现代化话语体系。     

关于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新的政治实践,需要构建政治学话语来总结新经验、供给新知识、产生新理论、推动新实践。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政治学在带来新概念、新话语、新方法、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同时,也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仍需反思和解决的本土化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话语体系是推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和科学化的需要。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并不意味着拒斥西方政治学话语,而是要立足中国的治国理政、改革开放、民族国家建构和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政治实践,着力增强中国政治学自身的概念传播力、知识创造力、理论创新力和话语影响力。     

西方国家中国道路研究话语变迁及其深层警示

西方国家中国道路研究话语逐渐显现深刻变化的系统性表征;西方国家内部及其之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引发本已存在的话语矛盾和冲突日益激化;中国奇迹日益触及乃至超越西方话语主导世界秩序及发展目标的边界;中西方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的差异,使西方话语基础、逻辑和价值等方面的结构性困境在西方国家内部、中西方之间以及全球范围等三个层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必须夯实中国道路话语的物质基础,增强其内在逻辑合理性和价值诉求正义性,从而不断赋予中国道路话语更为丰富、深刻和开放的内涵与意义。     

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论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

为破解美国对华舆论战的内在机理，需要重点从核心话语与话语框架两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入手，分析美国涉华舆论的话语建构机制。核心话语是话语的中心思想与主题凝练，具备符号化的特征，会成为一种所指卷入话语权力的运作。作为话语在思想层面的“内容建构”,核心话语作用的发挥需要话语框架提供底层诠释体系与合法化机制。根据美国涉华舆论议题，可以提炼出四种核心话语：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及黄祸论。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代美国意识形态图谱，可以解析出三种话语框架：自由主义话语框架、保守主义话语框架以及进步主义话语框架。尽管三种话语框架背后的价值逻辑存在差异，但共同构造出一个意识形态方阵，将中国“他者”化，为“污名化”中国提供认知框架与价值支撑，并为美国及其利益相关者建构集体认同。中国要与之进行有效的话语竞争，需警惕“话语陷阱”,一方面基于国际社会认可的话语框架提炼出中国的核心话语，另一方面也要基于更丰富的价值模型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元的话语框架，推动国际话语权的公平分配。     

西方学者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论调、危害及其正确应对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这一理念在国际社会逐渐深入人心,但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学者对其存在明显的污名化论调。总体而言,西方学者主要通过炮制"输出论""威胁论""辞令论"等论调贬损直至否定"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部分学者的这种污名化论调不仅容易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也容易牵涉其他涉华议题,并助长西方的污华反华行为。为合情、合理、合力应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污名化,我国可借势解"污",善于借助西方世界的知华、懂华人士发声去污;应积极反"污",依靠中国学者主动回应西方学者的污名化论调;要主动除"污",积极做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工作;须全面破"污",构建以中国话语为核心的国际竞争性话语体系。     

中国话语建构:科学思想、价值立场及目标指向

中国话语在其建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科学思想、明确价值立场、确定目标指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保持开放性的话语姿态,是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应坚持的科学思想;中国话语建构“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面向人民”,是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应明确的价值立场;追求“真理性”“价值性”“共在性”是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应确定的目标指向。     

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的基本意涵与话语体系建构

“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其实质上就是提升内嵌了中国本土原创性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文明等多元文明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影响力。从理论背景切入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问题,明晰“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命题的生成逻辑,从而找到制约中华文明影响力扩大的核心难题,即尚未形成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从话语内容、主体、传播方式出发,以话语体系基础建设为“纲”,以培育专业化对外话语人才队伍为“基”,以数字传播空间为“云”,建构提高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立体式话语体系,从而破解中华文明被西方国家边缘化、赋魅化的困局,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历史自信与世界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停止对符合中国实际且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探索。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史性地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目标聚焦,并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借鉴了西方治理理论的有益成分,是立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中国化的理论命题,有着鲜明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治理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其主要特色集中表现为:在国家治理概念上的中国维度与中国表达;在国家治理目标上的长期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协同;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上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一核多元"的独特格局;在国家治理价值理念上的人民整体与人民民主追求。     

“民心政治”的实践与表达——兼论中国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拓展北大核心

作为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中总结凝练的执政模式与标志性政治话语,“民心政治”缘起于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却又与民本政治、民意政治相区别。通过解析中国国家治理场景中的“民心政治”,可以发现,民心是中国民众政治心理各要素的总括性概念,是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话语表述。在政治现实中,党和政府通过实践“民心政治”赢得民心,从而持续生产政治合法性。“民心政治”的研究视角,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测量与呈现当代中国民众的政治心理,更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某些政府行为的内在意涵,进而为政治心理学基础理论和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作出贡献。     

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阐释逻辑

新时代中国话语的阐释逻辑,是"时代任务论""基本立场论""精神动力论""支撑基础论""传播路径论""国际场域论"综合性建构的阐释体系,是立场、思想、主体、媒介与内容协同作用的逻辑体系。推动中国话语阐释与时俱进,需要阐释者遵循公共阐释基本原则。因此,中国话语阐释的理论与实践必须明确阐释的总体框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是时代任务论的核心要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明晰阐释的人民性,是基本立场论的价值前提;充分发掘话语阐释能动性与受动性协调统一的现实作用,推动中国话语阐释的良性发展,是精神动力论的内在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支撑基础论的实践依据;在特定话语解释的基础上,拓展话语外在空间性,提炼话语内在共通性,是传播路径论的实现条件;推动中国话语的内容优化与形式革新,是国际场域论的发展走向。     

“中国影响论”露出端倪

一般而言，有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和舆论存在四种基本论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四种论调既是不同时期中国实力发展的反映，也是西方舆论对华心态变化的折射。但近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又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既不能用传统的中国威胁论来解释，也不完全是中国责任论，我们暂且把它称作是中国影响论。     

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路径探究

学术国际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总体格局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强化中国学术话语能力。当前,中国学术话语主体存在着理论创新能力不足、学术话语内容存在着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度不高、学术话语国际传播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增强中国学术国际话语的硬实力支撑和理论创生能力;要领悟文化自信的内涵,将其熔铸于中国学术国际话语;要从方法、内容、形式三个方面入手构建完备的学术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世界意义探析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赢得海外民众的认同,提升话语的说服力并引发共鸣,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首先要明确其世界意义,即它是破解西方话语霸权现实之需、参与引领全球治理的应有之举和应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必经之道。     

中国制度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构建路径

制度话语权是国家主权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国家主权安全的国之重器。把控制度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在步入世界舞台核心进程中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度和认同感、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重要举措，然而，中国在提升制度话语权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西方敌对势力故意歪曲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中国制度话语体系发展相对滞后等诸多问题。应全面提升中国制度话语权在世界话语体系地位，破除解读中国制度的西方话语霸权政治威胁，通过制度话语与日常生活场域深度融合等方式，提升中国制度话语魅力，科学选择中国制度话语传播表达路径，强化大国担当的战略投入，优化制度话语权的资源配置，以寻求构建中国制度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与思考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是冷战后出现的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理论 ,它反映了冷战后美国政治精英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思考。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过分夸大了文明的作用 ,并鼓吹中国威胁论 ,鼓吹“西方文明优越论”。     

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生成及终结

新自由主义话语是西方输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新自由主义话语借助学术包装，跃升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借助发展优势，进行话语空间扩张；借助资本优势，剑指他国发展道路与政治制度，最终生成话语霸权。事实上，从理论假设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从话语目的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旨在塑造“唯我独尊”的话语世界；从话语立场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话语结果来看，新自由主义话语不仅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源性矛盾，还给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带来灾难；从话语发展趋势来看，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终将被戳破，并退出历史舞台。终结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需要破除西方现代性的“唯一”神话，揭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虚伪性；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还世界以现代性的多元图景；不断增强国家硬实力，用实践批判终结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     

“中国责任论”:挑战还是机遇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责任论”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是挑战还     

媒介智能化场域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嬗变及靶向治理北大核心

历史虚无主义借助媒介智能化趋势,不断变换抹黑和歪曲“四史”的叙事手段,表现为媒介融合化覆盖与话语大众化浸染、信息扁平化传播与算法精准化推荐、内容碎片化渗透与形式多样化吸引,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其危害机理在于以谬误理论逻辑挑战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以歪曲“四史”干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以西方价值渗透侵蚀核心价值观思想共识、以数智技术推荐抢占主流意识形态网络阵地。为此,应强化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体作用力、增强网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吸引力、提升信息受众网络素养、构建网络渗透的风险防范机制,靶向批判和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媒介智能化场域的渗透。     

历史、理论与话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多重逻辑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具有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话语逻辑,即党领导人民建设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国家的历史逻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和理论相匹配的话语逻辑,这“三重逻辑”统一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当前,一个“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亟须发展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理论和治理话语体系,以更好地实现我国治理领域历史、理论和话语的统一,并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