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成逻辑、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这一权力形态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已经开始扮演起意识形态的角色。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生成、认同建构、价值凝聚和议题设置,以致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或被遮蔽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推动政府、平台、算法、公众、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算法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共管共治,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

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国家总体安全的维护以及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因此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至关重要。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中，需要在厘清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中防控主体、防控内容、防控技术和防控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基础上，审慎谋划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具言之，提升主体意识、加强内容建设、创新技术规制、强化制度威力等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基本着力点。     

风险与防范：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建构进路

当今社会，基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交往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全球间经济、政治、文化关联也不断增强，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利契机，也为国家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带来巨大风险，如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加剧、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凸显、社会突发事件蔓延演变加剧等突出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斗争本质上是制度之争这样的根本性原因，也有网络信息技术存在落差、意识形态工作有待强化等现实因素。因此，新形势下要不断优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构筑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全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祛魅与超越: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网络空间作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最大的风险源点。由此,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立足国家安全、政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战略高度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重要价值所在。面对意识形态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来的技术逻辑下的权力风险、精准推荐下的算法风险、数据迷失下的价值风险,必须重视创新以增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导权与话语权、提高能力以激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健全机制以打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安全网和保障网,从而有效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和政权安全。     

数字参与文化的意识形态透视

作为数字媒介时代的新型文化景观，数字参与文化凭借知识共建、经验共享与记忆共铸，融入社会权力机制并赋予意义生成群体“自决”属性，进而成为社会观念的构序者。在重绎生产、传播、身份与行动逻辑中，数字参与文化一方面实现了激发集体智慧、延展感官体验、革新交往范式、赋能民主实践等正效应，但另一方面又带来诱发意识形态风险的负效应，“围猎式”文本创作消解意识形态话语权威，交互式场景传输阻滞意识形态信息流通，趣缘性圈层交往分化意识形态价值认同，无序化集体行动弱化意识形态实践引领。对此，须以理性审思祛魅“参与”，在主体层面加强媒介素养培育，在介质层面促进模因复制流通，在方式层面推进主流价值共创，在制度层面建立健全法治规范，共同化解数字参与文化的意识形态风险，实现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共进。     

智能传播时代泛娱乐主义衍生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化解

泛娱乐主义借助智能技术将“泛”的特性不断叠加与增强，呈现出了新的样态。在资本扩张、技术赋能和心理驱动的作用下，泛娱乐主义逐渐生成发展，并在实际运行中衍生出意识形态风险，集中表现为“主体多元化”协同“去中心化”,削弱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传播隐蔽化”伴随“去价值化”,离散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叙事碎片化”融合“去政治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权威性。对此，应通过理论纠偏和宣传引导相协同来澄清娱乐边界，通过价值引领和内容生产相贯通来优化娱乐供给，通过技术赋能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来净化娱乐生态。     

象脑与共情：ChatGPT的伦理风险发微与纠偏

ChatGPT的出现使得社会伦理价值面临诸多风险。其通过抽象描述与高度符号化信息，描摹人的思考、决策、行动、反馈过程，使人的思想、情感、价值选择犹如数字化的虚拟镜像，进而使传统的信任机制、协同方式与行动模式被颠覆。ChatGPT在深度学习时，造成“不知情同意”，侵犯用户隐私，强化心理偏见；存在“无意识”价值，延伸出道德、公平、效率、秩序等意识形态偏差，形成价值误导；迈向后人类时代，技术对人的身体进行重塑，技术即人体，造成人与技术边界模糊。为规避上述风险，必须树立“数字人权”的立法理念，明确伦理风险的边界；建立对话的道德准则，遵循基本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加强行业监管与监督，提高公众的应用素养。     

论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立足总体国家安全事业发展高度,精准科学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构建"大安全格局"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治理体系,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更加鲜明、更为巩固。     

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生成机理及治理创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表现为各种思想风险、价值风险与文化风险的交叠共振,它们往往由内生因素与外生因素共同推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叠变的技术性生成源于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架构特征,社会性生成则与网络社会的内部组织特征与外部环境生态紧密关联。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既要进行技术创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物质基础,完善机制,提供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的制度保障;也要进行人才队伍建设,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化解提供力量支持,形成治理合力。     

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与价值秩序的建构

网络空间是一个不断生成的、流动的社会性空间,网络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式微,多元价值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发生错乱,从而导致价值失序的产生。为了维护网络空间的价值秩序,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多元价值中的嵌入,并通过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达成价值共识,形成普遍意义的价值准则。同时,通过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全面建构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思考

坚守意识形态高地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维护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前提；维护公平正义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创新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中国梦的最终归宿。     

凝聚中国梦共识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

高技术时代,筑造中国梦并实现其政治功能,离不开人民群众意识形态中的正确历史观与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意识形态领域对科技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科学反映,具有与时俱进的动态历史特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意识形态属性,有助于人民群众凝聚中国梦共识,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     

从嵌入到共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何以提升?——基于元宇宙视角的考察

元宇宙作为一种新兴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独特潜力和优势。通过探寻元宇宙的技术属性，可以发现其不仅具有沉浸交互性、高度开放性、强大连接性及扩展性的特征，还在有效性、包容性与共生性三维向度上具有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价值意蕴。因此应从建设元宇宙平台、创作元宇宙内容、运营元宇宙社区、评估元宇宙效果四方面入手，探寻元宇宙赋能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路。元宇宙的应用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由简单嵌入转变为有机共生，实现了价值理念与虚拟实践的高度统一。展望未来，应着重关注元宇宙理论框架、传播模型、评估指标、技术优化及伦理道德问题，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力的提升提供一定保障。     

从话语权视角看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全球性扩张与侵蚀所形成的“强势文化”态势,挑战了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话语权。面对挑战,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价值原则,适时整合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创建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体系,是实现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的关键,同时,这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的契机。     

论中国共产党对防范化解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的基本认识

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意识到了治国理政实践中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问题,经过充分酝酿提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科学命题,经过丰富实践形成了对新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的基本判断。目前,我们党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重大风险有可能正处在从"不断积累"到"集中显露"的阶段,意识形态风险与其他风险很可能"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未来一段时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点是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为了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把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前提,要增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战略主动性,着力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部门党员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     

数字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要素构成与提升路径

人类社会全面迈进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话语传播业态和社会价值意识,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数字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成要素包括数字空间的议题设置权、数字叙事的文化阐释权、数字传播的舆论引导权,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升面临主体肢解悬置、内容形态迁演、载体泛在交互、场域生态失衡等现实困境,可以通过话语体系数字融合、话语系统数字赋能、话语机制数字转型等三维实现达到话语权提升的最终目的。     

利益变迁:意识形态创新的逻辑起点——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方法论思考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其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阶级属性是否只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维度上?对于加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是否还存在具体指导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对于我们加强和改善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利益始终是意识形态的初始范畴,这既适应于不同社会制度革命性的质变中,同时也适应于同一社会制度内部量变中。从利益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局面,就抓住了本源性问题。从利益问题着手,同时把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利益关系的实现上是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规律性认识,本文旨在提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种方法论。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的整体性逻辑北大核心

从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重要论述来看,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风险在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多源性与联动性交织的整体性特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利益要求,也就成为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主要方法与关键环节,从而达到凝聚民心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的意识形态工作目的。意识形态风险的整体性特点也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谋划意识形态工作策略,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实效,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统合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安全,建构起意识形态工作总体格局。这就形成了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重要论述“怎么认识—怎么处理—怎么做好”的整体性逻辑理路,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结合的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思考

在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意识形态作为反映并代表国家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念系统,其核心内容主要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新方位,面对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社会思潮的纷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冲击,要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就必须从捍卫国家政权安全与文化安全的战略高度重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着重从提升党建质量、紧扣中心工作、改善网络治理、坚持价值引领等方面出发,全方位构筑新时代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