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乐舞的角色演化及其在礼乐文化中的建构功能

先秦乐舞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源头的一个重要构成内容。在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发展演化过程中，先秦乐舞从依附于原始宗教的从属身份逐渐转化为独立的文化功能，并在先秦时期的礼乐实践中，推动了先秦文化从“礼仪”到“礼制”的跃迁，在“礼崩乐废”之后，先秦乐舞又成为儒家创造礼文化的思想灵感。经过儒家思想改造之后，礼乐实践结构中先秦乐舞的原始观念与感性形式被扬弃，礼乐实践的思想性内容得以引入礼文化系统，并在儒家的思想探索中形成礼文化的独特形式与鲜明风格，从而使先秦乐舞融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基因之中，成就了中国古代历史特殊的文明样态与特有的文化形式。先秦乐舞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研究先秦乐舞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历史角色与社会功能，对于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始源与社会形制的演化脉络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宋代市民文化本体特征的分析

在两宋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以往关注的是宋代士大夫创作的官方“雅”文化,而对宋代市民文化及其在宋代社会生活中的潜在作用往往视而不见。这也就无从谈及对宋代市民文化口语与形体技能的组合特征、大众化特征、变通特征、传承特征这四个基本特征的认识。本文用“表演模式理论”和“口语、形体动态程式理论”,对宋代市民文化的本体特征进行了分析,以获取认识的理路。     

严羽“气象浑厚”审美论

“气象”是继“意境”之后充分体现宋代美学精神的基本范畴。本文通过对“气”“象”渊源和“浑”“厚”涵义的发掘,揭示严羽“气象浑厚”诗歌审美论的基本内核,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的审美旨趣和美学评价准则。     

文化传统的折射——宋代社会繁荣背景下的武当文化探源

宋代武当文化乃是宋代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产物,因而它的形成与兴起反映了宋代文化发展与繁荣的轨迹.     

两宋辞赋特质及其精神重塑

辞赋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独有文体，它滥觞于先秦，发展繁荣于两汉，一直延续到清朝，历时二千多年。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本文从辞赋的源流与艺术智慧入手．着重研究了两宋辞赋特质及其文学精神的重塑．结果显示审美与致用这两大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左右了辞赋观念在两宋时期演进的大部分行程，而当其全部行程结束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则是美与表现力．     

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在中国古代治安史上 ,宋代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改“坊市结合”为“街市结合” ,改坊里封闭式管理为街巷开放式管理 ,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城建体制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宋代城市治安的开放式动态管理模式富于开创性。它的巡检制、户牌制、分厢管理体制与防隅巡警和消防队的组建在世界警察史上具有首创意义。     

修炼内功正作风

赣州是一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宋代文化古城。这里不但有闻名遐迩的坐落在赣州市北八境公园内的八境台；有独具特色的宋代四古（古城墙、古石窟、古浮桥、古瓷窑）；还有辛弃疾、文天祥、苏东坡等历代名人留下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     

先秦时期的“分”思想及其萌生

“分”是先秦政治法律思想中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概念。在经历长期的含义演生过程之后，它既具有权利的含义，也表达义务的意思，还意指“人己之间的界限”。中国古人期望通过定分、守分来恢复社会秩序，实现政治稳定。虽然“分”的思想在战国时期才得以宏富的阐发，但实际上它在先秦早期就已经逐渐孕育萌生。     

“经世致用”与文化制衡

“经世致用”与文化制衡李春青“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就儒家而言，这种实用性的文化价值观大致经历过四个发展阶段。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     

宋人“中国”意识的凸显与出使行记的文化呈现

宋代出使行记上承晋唐，既有早期行记“纪行”与“传人”的文本特征，又是源于赵宋王朝这个特定政治外交环境的产物。赵宋王朝先后与辽、金、元政权形成对峙，对外关系主要模式从“朝贡体系”转为“对等外交”,宋人的“中国”意识凸显。这种意识与文化认同植根于士人心中，形诸笔端。行记书写中，宋朝是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中国”,以此为书写视角，宋辽、宋金边界，被视作一种主观、文化的表述，地理的悬隔被赋予了“界隔夷夏”的文化意蕴。基于自身社会文化与伦理情感的影响，宋代士人对“异族”他者的展现，传递着他们敏锐的“夷夏”感知，承载着他们对“以夷变夏”的沉重焦虑与思考，并昭示出宋人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中国”意识。行记中所呈现出的这种中国历史和文明内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异质性，给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10至13世纪的文明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莫言获奖君有言

中国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明古国，一个曾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茅盾等灿若星辰文学巨匠的文化大国，而今，终于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了。莫言获奖，君有言。瑞典的评委作何言？授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中国籍作家优秀作品当然还有，过去为什么一直不能获奖？据说原因之一，是评委不谙中文。真如是说，对于一个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的陌生和冷落，不能不令人遗憾。现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广受瞩目，“中国热”、“中文热”席卷世界。评委诸君，谢谢你们，显然你们也重新“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了。     

花园塘遐想

赣州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城内因有福寿沟、慈云塔、皂儿巷、南市街、宋城墙、廉泉、通天岩、东园古井等诸多的宋代景物而被誉为“宋代博物馆”，有“江南宋城”之称。更为奇特的是，赣州除了丰富的宋代物质文化遗产之外，还是中国八景文化、禅宗文化、理学文化、心学文化、客家文化的摇篮发祥地，     

秋社、祭月与中秋节关系考证

秋社、祭月古已有之,先秦时期已有相应的礼法制度。中秋节之名源于月令,大概形成于隋唐时期,从宋代开始繁盛,逐渐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秋社、祭月与中秋节虽然同为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可能相互影响,但彼此各有自身的文化内涵。     

《淮南子》中的天人关系论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淮南子》一书继承了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庄的道论思想，并试图将社会政治活动中的人事与自然运动变化规律中的天道相结合，强调“天人同构”“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将天和人的关系纳入到一个新的范畴之中。《淮南子》中的天人关系论对于认识汉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心理，以及为当下人们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先秦“以”字用法研究

在先秦汉语中，“以”字的用法极为复杂。它的基本用法包括做动词、介词、连词等。本文采用分类研究的方法，对先秦“以”字的用法做系统的描述，以期管窥先秦时期“以”的各种用法及特点。     

论永明先声谢庄的文学创作特色

南朝齐梁新体产生前夕，刘宋著名文学家谢庄的诗文创作于音律运用等方面已有元嘉体向永明体过渡的痕迹，其形文的“典之繁，对之密”，声文的“别宫商，识清浊”及情文的“唱颂风习，清雅可怀”等特色明显。作为元嘉干将、永明先驱及谢氏后起之秀，谢庄的诗文创作已渐开南朝初年文坛声色气象，尤其“声文”一环，启永明创作之先，意义颇大，值得进一步探讨。     

宋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和谐

宋代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是指在宋代三百余年间,生活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及个体共同拥有的先验的文化生活的价值观念和共同对市民文化功能认可的一致性。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形成对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是宋代社会的社会共同体开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成功举措。市民文化社会共识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宋代社会综合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宋代上层封建统治阶级与下层社会被统治阶级的妥协和融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相对的克服了,或减弱了封建统治阶级狭隘的个人主义意识与行为,也相对的克服了下层劳动者阶级“无欲净植,静虚无争”的封闭状态。在宋代社会,统治者利用市民文化的社会共识作用协调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使处于转型时期的宋代社会300余年,上下信而多仁恩,保持着社会运行相对稳定与和谐发展。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土家族族源论析

土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历史上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故而对其古代生活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录。汉文献虽有记载,但散乱零星,很不系统,且多失实。先秦汉文献中,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较多,被称为“廪君种”、“板蛮”等。此后,又多以地域命族,被称为“酉酉蛮”、“嵝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酉阳蛮”等。直到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史书,才把居住在今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先民称做“土人”、“土丁”、“土蛮”、“土民”等,使之成为这个地区有别于其他族类的民族。正是由于史书记载的混乱,     

形态嬗变与审美创生：中国传统诗学技法理论的演进轨迹

作为文化哲学范畴的法的理论品格和特征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艺理论。法这一概念，正是指诗文创作所依据的法则、规矩、程式，也就是艺术创造技巧，诗歌法度也无非是圣人法度在诗歌体裁中的体现。自宋代以来，诗论普遍具有浓郁的技巧意识，诗人、批评家热衷于建构一种具体而微的法度理论来指导诗歌创作，给诗坛提供了新的表现方法与创作技巧，为后世创作实践提供了“创造性模仿”的蓝本。而钱钟书成为中国诗学现代转换以来对此理论予以合理分析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