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与西方分权制度的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一些特定内涵外,还有许多特质,其中之一是在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集权。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或相对分权,既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情形有关,又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有其政治优势。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须的。某些国家因为高度集权从而导致政权倒台,只能说明高度集权不好。高度集权就会演变成为攫取性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是错误的。从加强权力制约角度看,分权有利于抑制腐败,但单纯的分权却不利于抑制腐败。要是没有法治的积极跟进及其他保障措施,分权就可能导致"分散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还是要靠法治。     

对集权体制下分离性特点的深层认识

学术界大都以权力的高度集中概括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政治体制改革也主要围绕集权与分权的思路展开。本文认为,高度集权只是就中央层面而言的,地方层面则具有强烈的分离性,并侵蚀着中央权威,导致体制效率的低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注意这一长期历史形成的特点,以走出集权与分权循环往复的怪圈。     

"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民间自治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中央集权体制的下移,以及地方民间秩序的自我运行,两者相辅而行,相互为用,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官民合治的治理模式。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和韦伯、福柯权力观比较

马克思主义把权力视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并因为阶级统治的需要而与暴力相随。韦伯在契约论基础上构建权力与法及经济的关系,为权力确立合法化的基础。福柯则把权力从政治层面拉到社会,转向对权力的微观技术探讨,并在主体的解构中,寻求人的自然自由。虽然各家讨论权力的视角不同,但在权力具有强制性因而需要约制方面认识相同。虽然各家权力约制思路不同,但基于宏观权力视角,以权利约制权力的思路还是具有极大的共通性。     

集权、制衡与监督——以汉代为中心

汉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演变以及监督权的实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集权、制衡与监督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武帝削弱相权,首先是使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被消解了,遂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集权过度,导致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失效,由此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最终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失控.两汉以后的官制甚重制衡.首先是中央对地方的制衡,其特点是将地方的事权,不断收归中央.而制衡的另一方面,一是将相权不断分解,二是将中央各主管部门的事权不断分解.由分权制衡造成的制度上的形格势禁,的确达到了权力制衡的效果;而严密的监察制度,始能于有效的制衡中发挥作用.     

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

传统中国社会的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属于中央集权下的“行政真空” ,地方社会的操纵权主要被士绅等精英阶层所把持。这一结构在晚清至民国时期已有变革趋势并逐步呈现一些现代化特征 ,特别是 2 0世纪 30— 40年代 ,国民政府推行以县域为核心的地方行政改制并仍然断断续续地实行保甲制 ,使国家权力向广大农村社区渗透并有所扩张。因此 ,民国时期县以下基层权力结构变迁与地方社会控制问题 ,日益受到国内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与重视。     

社区功能和社区形态的再认识

当前，人们对社区建设的社会功能通常已经形成了以下认识，即一是社区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转变职能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使社区承担各类“单位”组织剥离和转移出来的各项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二是社区建设是改革过去中央高度集权、以垂直条线专业部门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必然要求，有利于逐步形成“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新体制。     

试论我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的几个问题

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代表选举理论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创造出来的新型民主政治制度 ,对于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并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力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意义极为重大。但它现有的基本框架在某些方面仍然体现着同过去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用的浓厚色彩 ,与目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出现的巨大进步不相适应 ,逐渐显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比如 ,民主和平等的选举原则有待于深入贯彻 ;选民对代表不便进行有效监…     

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文化转型

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作进一步前瞻性的考察时,学界往往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上,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文化的泛化性影响。本文试在回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形成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化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后,揭示政治文化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揭示我国渐进式体制改革的文化渊源。 一、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文化转型及三者的关系 从５０年代初开始,我国在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时,主要模仿苏联建立起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同时,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建立…     

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

葛洪义在《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载文《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自地方法制视角的观察》认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展开的，经济建设中的计划与市场、政治建设中的制度化与非制度化、利益分配上的国家与社会等三个问题是决定中国法治道路的关键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区别从政治的角度看，首先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权力制约体制不是在西方三权分立基础上推进的，而是在中央层面的党政之间以及通过制度化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推进的。     

论中国政治转型期公民政治文化的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正处于从传统集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政治转型期。社会的政治结构受到商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持续冲击,传统的集权政治结构正在发生嬗变,而在这个嬗变过程中,公民的政治文化——作为公民对政治实体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与行为取向模式,将直接规定和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流向,因此,探讨公民政治文化在中国政治转型期的功能、结构特征及其发展步骤,必将有助于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进程。 政治文化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是以其整体性的功能而作用于社会政治发展的,它不单单     

从“回家”到“回归”: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换与整合

我国对流浪儿童虽然已经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救助模式,但重复流浪率高、流浪儿童总数并未减少等问题依然存在。基于此,需要对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进行重新思考,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模式进行适当的转换与合理的整合。具体为:从救助目标上,应该从以回到家庭为主转向以回归社会为主;从救助内容上,应该从以社会救助为主转向以心理救助为主;从救助方法上,应该从以控制矫正为主转向以服务预防为主。同时,还应该将各种救助模式,各支研究队伍,各种社会力量有机地整合起来实施共同救助。     

行政权的滥用及权力机关对其制约的探讨

如何防止和制约行政权的滥用,把滥用行政权造成的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这是国家权力机关需要研究并解决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行政权滥用的原因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滥用权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自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和公共权力之后,伴随而生的权力腐败,便成了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近几年,我国出现的权力腐败主要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政治法律文化中的"人治"、"权大于一切"的旧传统思想依然存在。我国自秦汉以来,逐步完善了高度的集权制,建立了庞大的行政     

对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的思考

应急管理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紧急动员体制的建设不能随意牺牲地方经营自主权。否则,农村得不到资本和技术的改良,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效率无法承受人口增长的高压。集权制国家则需要借鉴一府两院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推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制衡,实现经济发展与应急管理的高度统一。     

中国初步建立起现代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领域的成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三者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1978年以前，权力过分集中，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国家；从政府与政党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政党：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来说，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根除“权力围猎”现象

企业和利益集团对领导干部的"权力围猎"是一项治国理政的世界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有效防止"权力围猎"现象指明了方向。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有助于形成良性的权力配置与运行机制,也有助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以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从而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与经济生态。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想模式:——保持适当的张力

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横观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和纵观我国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历史 ,从中央与地方关系应保持一种适当张力的角度出发 ,提出一种较理想的关系模式 ,即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相结合的纵向权力关系模式。     

环境保护的宪政思考

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单纯寄希望于企业自律和政府管制，更有赖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制衡机制。以私权利限制公权力。必须从宪政的高度思考环境保护问题，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完善政府及其政府官员业绩评价标准体系，改革现有的立法与司法体制，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环境受益权，大力发展社会中间层组织，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     

加强法制建设,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一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条件下经济决策主体为单一性,经济关系以纵向为主,因此经济运行的规则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指令和命令;经济主体必须听命于政府,在人、财、物、产、供、销各方面,必须服从上级,自身无自主权。在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条件下也要借助法律,但法律的作用主要还在于强化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行政权力和行政手段。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政府的行政命令、行政指令是推动整个国民经济运转的驱动力。这种命令性经济,对法律的依赖程度微乎其微。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方式和主要手段的经济,为数众多的经济主体既是独立     

自治、地方分权与地方保护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单一制国家,在走向统一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封建割据甚至分裂,但历代统治者都以统一为己任,对地方割据、分裂严加防范;中国政治文化中对统一高度认同对分立一致否定,在野或分立的领袖包括农民起义领导者也将统一作为追求的政治目标。这种"大一统"的文化和政治格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但也影响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悠久的中央集权历史与苍白的地方分权、地方自治经历,使近现代以来的政治领袖对集权较热衷,对分权和自治较戒备,导致地方自治受阻,地方规范性分权难实行;而对地方主义、地方保护高度警惕。中国要建立现代民主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化、法制化,通过中央地方规范性分权及地方自治的民权力量来消除地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