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平成文学的叙事格调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平成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多样化的走势。特别是在叙事手法和格调上显示出有别于昭和文学的显著特征。文章从"平成文学诞生的社会背景"、"平成文学的多样化走势对叙事格调的影响"、"作品叙事方式的变化"和"J文学的定义"四个方面对平成文学的叙事手法进行解析,从而试图对平成文学的叙事策略与艺术效果加以把握。     

回眸日本平成30年财政改革之路

平成30年间,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税收低迷,社会保障支出迅速膨胀。财政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寅吃卯粮"现象。赤字国债的发行数额剧增,国债占比急剧上升,债务危机凸显。由于日本国内储蓄剩余丰厚,债务的外债依存比率较低,发行的国债基本上可在国内全部消化。虽然日本不会立刻出现类似于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但这种"寅吃卯粮"的现象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文章回顾平成30年间日本的政府财政状况发生的变化,并对此间日本政府曾经尝试过的几次重大财政改革加以探讨,最后从财政的角度展望"令和"。     

日本即将告别“平成时代”

岁月匆匆,转瞬又到岁暮。2018年,是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年,2019年日本将采用新年号。日本政府规定,2019年4月30日现任明仁天皇退位,5月1日,新天皇即现任皇太子德仁继位。届时,日本年号更新。平成是近代后日本第四个年号,共历30年(1989-2018)。近代的前三个年号分别为“明治”44年(1868—1912...     

日本平成时期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研究

正2016年3月出版/128.00元ISBN 978-7-5097-7311-6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期的日本宏观经济进行了系统和全面的分析,试图用经济增长和周期波动来总括日本平成时期最初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发展情况,从泡沫经济时期到平成景气时期倒泡沫破灭引发的平成萧条这一经济周期波动的开始,分析     

“战争罪犯”还是“民族英雄”——以日本战后恢复对军人和战犯的抚恤政策为视角

对军人军属进行抚恤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重要内容,日本战败后曾经一度废除。《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很快恢复了对不包括战犯在内的复员军人的抚恤、救助工作。在日本遗族会等保守团体的推动和"战犯释放运动"的影响下,经过几次修改,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全面恢复了对包括战犯在内的军人军属抚恤工作。无论是刑死还是狱死的"战犯"均被视为因公死亡享受抚恤,战犯服刑期间仍被作为"在职期间"累积计算抚恤年金,服刑期间伤病者另可以享受"伤病抚恤",战争罪犯俨然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享受优待。日本政府从立法层面恢复对战犯的抚恤,对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和战争记忆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此后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的社会意识的基础。     

日本新年号“令和”及其政治考量

自从明仁天皇宣布退位以来,日本的新年号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日本政府宣布年号为"令和",平息了各种猜测,也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按照日本官方解释,"令和"源自日本典籍《万叶集》,词义为"美好而和谐",但是,围绕其出典、释义却出现了诸多阐释与争议。这些议论一方面折射出日本民族在文化、社会意识方面的变迁,同时也引发人们思考今天的日本在年号选择过程中的政治考量,以及相关层面的思索与焦虑,进而反观平成时代遗留的问题,将对日本国家未来走向产生何种影响。     

平成时代日本新一代政治家的崛起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时期.昭和时代结束,平成时代开始,政局生变,一批年轻政治家崛起,日本出现了“平成政治新思维”.分析日本政治发展历程和发展态势,“时势”和政治领导人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这正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英雄”推动和影响“时势”.人类历史的进程表明,用二者统一的观点才能客观、完整地解释历史和预见未来.战后的日本政治进程也体现了上述两方面的统一.     

辩证地看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从1986年底以来将近8年时间里,日本经济先是经过4年多的“平成景气”,接着转入“平成萧条”,至今尚未从萧条中走出来.这次从景气到萧条的交替过程,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罕见的大起大落,它既有经济循环的原因,也有泡沫经济膨胀与崩溃等循环以外的原因,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国内外的学者正在反思日本的经济系统出了什么毛病,而为了进行这种反思,有必要再一次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作一番回顾.     

大冈升平的东南亚叙事与战争认知——文学文本的政治指涉阐析

日本战后派作家大冈升平及其创作深受中日文坛关注.一种通行的观点是: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表现出鲜明的反对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思想倾向.笔者结合社会政治语境,对其作品做了深入的文本分析,意图通过对个案的考察,揭示出日本社会一般的错误战争认知理念所赖以产生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批驳那种视大冈为反战作家的一厢情愿的、误导性的解读,消除由此造成的遮蔽,还原真相.     

性别视角下日本女性贫困考察：群体构成、产生原因与应对策略

平成30年间，日本女性贫困呈恶化趋势，年轻单身女性、单亲女性(单身妈妈)及单身老年女性构成女性主要贫困群体，前者贫困率超过30%,后两者均超过50%,远高于日本平均水平。女性贫困原因在于传统性别分工依然根深蒂固，职场制度性压迫与性别不平等心理仍然较强。因就业环境不友好，贫困女性在职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多从事薪金少、待遇低的非正式雇佣工作。30年来，日本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家庭功能弱化，以婚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单身社会”的到来实际上加剧了女性贫困。日本政府为解决女性贫困推出了一系列如男女平权、促进职场女性活跃、育儿扶持等政策措施，不过从效果看乏善可陈。     

日本社会转型与青少年蛰居问题的演变

"蛰居"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病理现象,是一种丧失社会行为、自我封闭的消极生活状态。在当代日本急剧的社会转型中,蛰居经历了从萌芽、增多到社会问题化的演变过程。青少年蛰居萌芽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已步入富裕社会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和"不登校"问题的凸显,蛰居现象不断增多。90年代,日本进入泡沫经济崩溃后面临全面转型的多元化时代,蛰居逐渐由隐性现象向显性社会问题转化。21世纪以来,随着"格差社会"的出现及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愈演愈烈的蛰居现象已成为关系到日本社会未来发展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日本新工业化的发展趋势

20世纪90年代日本陷入工业危机后,提出了"知识价值社会"、"循环型社会"、"环境立国"、"生物产业立国"、"纳米科技立国"等社会发展新理念,其本质是启动新工业化.但是,日本的新工业化发展至今仍缺乏清晰的理论.     

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兼谈“后新冠”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构成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挑战,其影响已远远超过疫情本身。自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蔓延以来,给日本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影响。疫情催生出新的工作方式;凸显教育领域信息通讯技术滞后;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两性关系再遇挑战;人际交往"无缘化"程度加深。新冠肺炎疫情像一面放大镜,将日本潜在的社会问题一一凸显出来,同时,疫情又像一个加速器,加快了日本社会变迁的步伐。"后新冠"时代的日本社会似乎已很难回到从前,那么,日本社会又将何去何从?     

论大冈升平战争文学中的反战思想

大冈升平从战争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在其战争文学作品中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性的扭曲,塑造了厌战的日军形象,抨击了日本战后的战争动向,流露出了一些反战思想。但是,大冈没有认清日本侵略战争的本质,缺乏对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加害意识。归根结底,他反对的不是侵略战争,而只是给他本人和日本人带来巨大伤害的"愚蠢的战争"。且从历时的角度看,大冈反战的声音随时代的流逝渐趋微弱,在最后的作品中几近消失。     

解读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文学报国”——关于“国策文学”的考察

七七事变以后,战争空气日渐浓厚。而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本思想文化上的国家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于人道主义文学也遭到了打压和否定,部分左翼作家被强令禁止创作。大部分作家作为战地报道员被派遣到各个战地,＂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应运而生,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纸面。日本近代以来树立起的文学独立精神已被摧毁殆尽,文学开始失去了自身应具备的独立性,成为政治的＂御用＂品,作家成了政治宣传的傀儡。本论以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两个作家为例,试图解读日本作家在侵华战争时期的＂文学报国＂,进而对国策文学做一全面考察。     

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官僚——以国家发展模式转换为视角

官僚在日本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发展模式所决定的.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是国家主导下所推动和进行的.作为国家的行政主体,日本各省厅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巨大的社会作用反馈到政治上客观要求官僚机构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实现,日本的国家发展模式开始从"国家主导"向"民间/市场主导"转换,然而日本的政治进程并未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迫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压力和日本各界日益高涨的"官退民进"的呼声,冷战后日本进行了两次大的行政改革,使得日本官僚机构在日本社会的活动领域和干预程度日益减少,相应地其在日本政治过程中的地位从"匿名的政策决定者"变为"单纯的政策执行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论日本实用主义的科技发展路线

当前，日本经济严重衰退，正处于战后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一般认为，日本战后有过两次较严重的经济衰退，一次是受70年代初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而引发；另一次是1991～1993年由“泡沫经济”崩溃引发的“平成经济衰退”。本次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据日本经济企划厅1998年6月22日的正式宣布，目前的衰退是从1997年4月开始的，从1997年4月到1998年3月的1997年度GDP值比上年度下降0．7％。日本的工业生产，在1997年1月达到最高点后，到1998年5月已下降了11．5％，且仍在继续下降。1998年6月份，日本的失业率已达4．3％，为日本有失业率统计以来…     

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性别问题——以“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人生赢家”为例

文章通过以"谁是日本社会女性的人生赢家"为议题分析了现代日本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评价标准。日本社会对成功女性的评价存在"家庭角色(妻子、母亲)+α"这样一个模式。文中对该模式的形成及其反映的女性性别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日本社会对女性"赢家"的评价表明了家庭角色实现是女性成功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女性社会性贡献及价值的内容。     

从新社会风险的生成及演变看日本“新冠离婚”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与蔓延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多国出现"新冠离婚"现象。为缓解家庭压力,日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治理。论其根源,"新冠离婚"是日本向"去工业化"社会移行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社会风险的暴露。在这一过程中,少子老龄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促使日本女性地位得以提高,这带动了家庭转型,家庭形态及"家"之意象都发生了改变。但受传统劳动和家庭观念影响,性别差异下的"工作-生活"状态仍显失衡。后疫情时代,新社会风险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将加剧加深。为规避风险,日本短期内的实际离婚率应不会明显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