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善治: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价值内蕴及实践路径

法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强调“以良法保障善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与基础,善治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内蕴和追求。选择良法善治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客观使然。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现良法善治。     

提升现代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研究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现代城市治理法治化直接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法治化有助于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助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助于全面建设法治政府.城市治理法治化应将公平正义、良法善治、平等竞争作为价值目标.提升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同时着眼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思维等方面.     

依法治国战略方针与法治一体建设路向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应当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来推进法治一体建设,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三十多年来的创新成果和正反经验,重点抓住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地方依法治理等基础环节,通过观念更新、制度创新和政民协力,逐步实现良法善治、法治中国的愿景。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论现代治理体系中的德治与法治

法治是人类特定时空文化条件下的治道活动,文化是法治的深层土壤,道德是法治的源头活水。现代治理既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统一,也是在文化认同、文化共识之上的规则之治和良法之治。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两者紧密结合方能达至善治。法律与道德都是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产物,法治既是对恶念恶行的约束和禁止,更是对人性本善的维护与倡导,是全社会对契约精神的崇尚和对诚信原则的恪守。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道德的屏障。从文化层面而言,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与法律相对分离、法治与德治主次有序,但最终只有获得更高层次的复归,才能形成良法善治的统一体,而这一"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寓于社会主义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必然体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社会组织参与法治社会建设的路径探析

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中,法治社会是法治建设的基石,其本质在于规则基础上的社会自治。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自治主体,近年来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与政府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有效地弥合了国家与社会的裂痕,成为新的制衡力量。建设法治社会,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现实基础来看,都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参与。基于"制度—心理—运行—评估"的分析框架,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参与法的构建、培养法的认同、维护法的运行、评估法的效果来全面助力法治社会建设,形成"有良法、信仰法、能守法、会用法"的法治社会新格局。     

善治模式的创建与群体性事件的化解

当前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缺陷和不足,而治理和善治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思维与研究范式。治理与善治理论表明,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种种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张力。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药方在于创建社会善治模式,主要策略有: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政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论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历史底蕴源于应然的法治,即以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良法善治",强调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它是一套蕴含原则、价值、制度和行动等多要素的理论和实践系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时代特色则是以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坚持党对法治的全面领导,实现宪法之治,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有机结合、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之治,倡导社会自治和善用统筹综治,从而让权力依法运行,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保障我国现行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中国梦"均得以实现的富民强国之治。它是实然的法治,是对近、现代法治理论的重大发展。     

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

20世纪9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即治理和善治理论,开始变得日益引人注目,并被认为是替代传统政府统治理论的新思想。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治理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模式的必然选择。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善治是以法治贯穿其全过程的,善治和法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在分析善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善治必须与法治相结合之必然性。并结合法治化的善治的过程研究,认为实现法治化的善治是走向善治与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现代社会治理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层培育探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是应对新的伟大斗争的现实要求,是凝聚人民意志和力量,应对社会思潮斗争和破解文化空心难题的必要举措。现代社会治理从突出人民主体地位、服务型政府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提供了路径可能。依托社会治理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的服务性,围绕中心开展文化宣传,注重道德与法治的支撑共建,以社会综合教育和基层组织自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层培育。     

法治现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书”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社会治理的伦理趋向与伦理路径

社会秩序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也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以民主化、平等化为内在要件的现代社会，社会秩序建设必须也必然由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跟进由社会自治走向社会善治的社会治理伦理趋向，社会治理需要从主体和制度两个层面完善其伦理路径：主体层面，加强对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的诚信考核，增进社会成员诚信建设的自觉性，提升社会整体的信任度；制度层面，深化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提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优化社会治理的伦理环境。     

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善治做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将成为治理的一种趋势。善治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发挥着具大作用,并且二者在目标及本质方面存在着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性。在善治理论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政府自身治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善治,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坚持依宪治国与推进法治一体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了姊妹篇,提供全面、明确、细致的改革指导方针和发展战略安排。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除了一般的立宪主义考量也即强调立宪、崇宪、施宪、维宪的法治价值追求之外,还有宣示并强调必须坚持我国既往数十年改革探索成果和路向的考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法制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是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目标的新内涵,也是我国法制建设进入精细化、科学化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法治一体建设,要重点抓住地方依法治理、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等基础环节,通过观念更新、制度创新、政民协力、共同推进、一体建设,逐步实现良法善治、法治中国的愿景。     

村民自治实践样态与转型方向

村民自治受到国家制度设计、基层政府诉求及乡村社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村民自治实践样态最显著的特征是"富人治村";而在中西部大部分的普通村庄,村民自治实践却呈现为"维持会"的状态。"富人治村"和"维持会"皆具有合理性同时又存在诸多方面的困境及隐患。为了实现乡村的"善治",村民自治应在基层政府转型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村级民主制度建设并积极推进协商式治理。     

数字法治政府下“放管服”改革的关联逻辑与未来进路

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迫切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它既体现为对法治政府的数字化发展,又彰显出对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规制,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数字技术和依法行政的深度融合。数字法治政府建设与“放管服”改革的同频共振,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实践政府职能、以良法善治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放管服”改革的运作过程主要依循权责适配、审管协同、服务共创和制度共进的逻辑,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未来应着力于战略定位、组织建设、数据融通、数字法治能力培养、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施行。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丁祖年打造地方立法"金名片"

立法是法治的源头,良法是善治之基础.法治浙江建设15年,也是浙江持续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善治、保障发展的15年.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建设者.     

依法行政的基点:良法的宪政解读

依法行政是现代政府运行的基本要求,行政主体所依之＂法＂则是依法行政的内核,依＂良法＂行政是现代行政法治的本质特征。对＂良法＂的追问从来没有停止过,宪政主义对＂良法＂在实质和程序两个层面都提出了要求,＂良法＂既要体现＂真＂、＂善＂、＂美＂,追求＂平等＂、＂自由＂和＂民主＂,又要符合一般的法治程序原则;文中指出宪法是＂良法＂的制高点,并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宪法至上的理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