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政府教育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机制研究

在界定高校网络舆情发生的空间、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范围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的定义;总结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四个特点,即舆情更易快速集结,舆情体现出大学生日益增强的公民意识,与公众舆情相比更易治理,舆情相对比较理性等;对已有网络舆情管理研究提出的治理发展模式及其可行性和困境等成果进行了综述,借鉴西方治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网络舆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模型,即建立以"信息公开、对话、事后分析、决策"为流程的治理体系,对于信息不透明、制度缺失和政府不作为等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信息公开和对话可以增进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了解,分析和决策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从而从根本上预防或平息群体性事件。     

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两大基石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它之所以在全社会引起强烈的共鸣,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使社会变得更加和谐,这本来就是人类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二是,我们在社会和谐方面正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严重挑战。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块基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善治即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关系。     

善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善治做为一种良好的治理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将成为治理的一种趋势。善治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搭建了一个理论平台,发挥着具大作用,并且二者在目标及本质方面存在着价值终极意义上的共性。在善治理论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从政府自身治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几个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善治,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理论内涵与路径选择北大核心CSSCI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仍然延续着传统的治理模式,与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治理的实践要求存在巨大张力。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不断提升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要在全面发展理念的指引下,通过深化社会分配体制改革,构建科学的利益分配与调节机制,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动态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形成全社会尊法、守法、用法和护法的良好环境;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政府治理工具和完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将群体性事件纳入法治化的常态治理轨道。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基于双案例的思考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合作,治理和善治有赖于高度的公民参与,协商民主是通往治理和善治的途径。浙江省温岭市以民主恳谈为基础的基层治理制度以及广东省河源市以网络问政为基础的地方治理模式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新探索。两地实践表明,协商民主的发展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公民社会的作用,要建立起完备的参与制度,同时必须保证民主协商的有效性,最后,协商民主不能仅仅倚赖某个政府领导者,而必须成为对各级政府的普遍性要求。     

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

阐述了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运用。探究了政府、媒体、公民、NGO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剖析了这些主体在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所面临的困境。提出了针对困境的实践路径和对策：发挥政府的核心主导作用,健全网络法制体系和信息公开体系、加强舆论监督管理和官员素养建设;重视媒体的引导作...     

新时代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借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社会治理难题,本土化的群体性事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治理好群体性事件成为当代中国治理的时代命题。综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状,理论短板急需学术思考,实践困境急唤理论创新,以社会心理为切入点的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便应运而生。当今社会,建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选择,两者之间蕴含深厚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通过构建"三器合一"的组合体系,有助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实践发展,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     

论善治语境下的群体性事件预防

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预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预防主体单一,社会矛盾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违背群体性事件预防规律,社会矛盾易激化;不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未来我们应贯彻"治理"理念,加强实现多元善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预防规律,确立正确的预防思路;恪守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虚拟领域嵌入性治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政府、社会、市场及其内部之间新的利益与价值关系。其在现阶段井喷式出现,有着技术与社会建构双重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公共性成长与流失的混合态势,政府的倒逼式回应与引导失效使得我们重新探寻虚拟社会治理权威的再生产路径,即独白转向对话,建构嵌入式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与网络虚拟世界治理的共生共长。     

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机理研究

公民社会作为公民的自组织体系,在政治层面的公共交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公共交易平等、充分、合理地进行,这就是公民社会的公共交易功能.公民社会公共交易功能的有效发挥能够化解群体性事件,这是因为公民社会交易功能能够降低群体性事件数量、降低群体性事件对抗性、促进公权力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促进公民形成和谐的行为习惯以及通过调试价值分配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等原因.政府应引导公民社会有序发挥其公共交易功能,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和社会和谐.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法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十分必要。目前导致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公民法治意识欠缺,国家法制制度不完善,法治预设的救济渠道不畅。要处置好群体性事件,应培养公民现代法治意识,拓宽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完善法律制度,严格依照法律处置群体性事件。     

关于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几个理论问题

从类型上看，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分为集体性维权群体性事件、无利益相关群体性事件、因族际关系和宗教而成的群体性事件三种。从成因角度看，引发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可从社会心理、利益矛盾、社会政策、政府行政等角度分析，其核心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张力平衡。关于群体性事件的解决对策，本文从构建服务型政府，培育公民意识，建立健全预防和应急机制，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的合作治理等角度进行了探讨。     

现代治理意识的历史发育机制与时代培育路径

作为一种进程和活动的"善治",其根基在于培育作为价值取向的现代治理意识。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是现代治理意识的核心要义。在善治的理论框架下研究现代治理意识的发育模式,可以进一步探究我国现代治理意识形成的基础机制、历史脉络、现实制约及其培育路径。     

社区治理转型: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正道

正诸多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表面上似乎是文化融合或族群融合不力,实际上是分割治理或二元治理带来的。所以,我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其解决之道在于治理的转型,建立融合治理的治理模式。近年来,农民工因权利受到侵害,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导致恶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农民工群体也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各地纷纷出台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笔者认为,实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是解决农民工群体性事件频发与劳资冲突的关键。     

完善公民社会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可行途径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数量增加和对抗性加剧等新的特征和趋势,表明了我国社会运行出现了相当程度的非均衡态势。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机理性原因在于群众和政府之间缺乏足够的信任,群众和政府之间无法或不愿在体制内就各自的要求、诉愿、主张等进行"交换"。公民社会的结构地位使之能够促进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政治交换过程,从而减少体制外的群体性事件频发现象。因此应当积极培育和鼓励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发挥其"交换"功能。     

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特征、原因及治理对策

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具有偶然的触发性、参与者无直接利益诉求性、成员无组织性及群聚群散性的特征.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引爆,并非源于偶然的事件,而是经济社会在非协调发展中长期积累下,遭遇偶然事件而必然发生的结果.要有效治理无直接利益诉求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关键在于:一是必须保障公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谈判权、表达权、知情权:二是政府必须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三是要强化地方政府应对无直接利益诉求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县域善治”：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想模式

钟其在《浙江学刊》2012年第1期撰文指出,应该在基层实施“县域善治”,并将其作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一种模式进行探索,以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各种困惑。“菩治”就是良好的社会治理,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理念注入了适应时代发展和形势变化所需的新的管理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真诚认同,要求公民的积极参与。“善治”中的“菩”,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党建视角分析范式初探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成长涉及的领域广泛,其中社会稳定是全局性、长期性、基础性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转轨、政治转型以及社会变迁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不可回避的矛盾和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群体性事件俨然成为国家治理成长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对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多为社会学、公安学、管理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科视角,而缺乏从党建视角的分析。从党建视角出发,透过群体性事件现象,抓住群体性事件是党群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这一本质,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预防和治理途径,并努力将这种分析视角形成一种能够分析较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的既定分析范式,从而对遏制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起到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对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综述与反思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梳理了学术界对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类型、理论研究视角及治理对策的研究,并在总结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在借鉴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同时,需要构建中国本土化的理论分析模型,加深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理解,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