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自首现象浅析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主动供述未被掌握的罪行,被判处轻刑后不再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个别吸毒人员自以为是自首轻罪,不惜编造假案,试图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中。实践中机械的强制戒毒期限、繁重的公安考核任务、不畅的司法行政衔接,直接导致吸毒人员以自首轻罪的方式规避强制戒毒。文章从加强对自首的动机、内容、旁证等多方筛查入手,重塑吸毒人员固定在戒毒所参加刑事诉讼的制度设计,以建立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为方向,做到确有犯罪的罚当其罪、需要强戒的科学戒毒。     

基于戒毒者行为逻辑的戒毒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戒毒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以戒毒人员戒毒的行为逻辑为基础。研究发现,戒毒人员戒毒的行为有一个从非正式组织到正式组织戒毒的过程。在作为隐性吸毒人员的时期,他们大多会选择在非正式组织场域进行戒毒,而当从隐性吸毒人员转化成为显性吸毒人员之后,他们进入到社区戒毒和强制戒毒场域。而在作为隐性吸毒人员时,他们戒毒的方式有多种选择,其中,家庭戒毒是最主要的选择。文章以我国《戒毒条例》为依据,反思了现行戒毒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对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强制隔离戒毒流程的实践与思考

一、建立强制隔离戒毒流程的依据(一)法律依据《禁毒法》第43条规定：“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根据戒毒人员吸食、注射毒品的种类及成瘾程度等,对戒毒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生理、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第31条规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     

强制隔离戒毒与其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衔接简

吸毒人员主动交代轻微刑事犯罪被判短期自由刑，从而规避强制戒毒执行的现象在实践中十分常见。此现象暴露出行政强制措施与刑罚执行衔接上的问题。强制隔离戒毒与自由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处罚，不能折抵。社区戒毒是强制隔离戒毒的后续衔接，应防止其弱化和虚化。同时立足实事求是原则，严格审查吸毒人员主动供述的案件。对于明显出于规避目的的主动供述，认定自首应从严掌握。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社会保障权制度的反思与构建——以上海市女强制隔离戒毒所为例

社会保障权是保障公民生存与发展的一项重要权利,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公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但是仍然有部分人群,如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社会保障权被长期忽视.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一方面是违反《禁毒法》及相关药品管制法律法规的违法者,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吸毒成瘾有着复杂的医学、心理学机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特殊的病人和毒品的受害者,因此,对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制度进行探讨具有理论与实践的积极意义.     

我国强制隔离戒毒的制度检讨

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反映了我国戒毒模式由过去以强制戒毒、劳教戒毒为中心向现在以社区戒毒为中心的转变。戒毒也实现了从行政处罚到治疗矫正的理念嬗变。遗憾的是,现行强制隔离戒毒制度却偏离了这种理念,仍然固守昔日的＂处罚＂逻辑,制度内容和戒毒人员的权利弱化难以体现戒毒人员的主体地位和戒毒的治疗矫正性质。这种现状应得到改变,还强制隔离戒毒以应有面貌,使我国戒毒模式体系真正实现协调和统一。     

强制戒毒的可诉性分析

诉讼法制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已经证明，诉讼制度是否健全和完善，直接决定着实体法律的实际效力。文章借对强制戒毒可诉性的分析，提出强制戒毒诉讼完善的建议。完善强制戒毒诉讼范围，才能尽可能保障强制戒毒相对人即戒毒人员的人身权利，从而实现行政法治。     

浙江省病残吸毒人员收治管理状况研究

根据《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治工作的意见》两份文件的要求,结合浙江省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运行现状,对浙江省病残吸毒人员收治管理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司法行政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病残吸毒人员收治管理新模式。     

我国社区戒毒（康复）的颓势及其对策

《禁毒法》中规定了社区戒毒模式,将一直由公安部门行使戒毒职责改为由政府及各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戒毒工作。这一新思路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戒毒理念,标志着我国新的戒毒制度的确立。但是,由于《戒毒条例》等配套法规、措施尚未出台,社区戒毒出现了颓势。社区戒毒工作要走出颓势,必须树立正确社区戒毒理念,加强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切实解决吸毒人员漏管失控现象,及时更新吸毒人员信息,建立长效机制,强化保障措施。     

比较视野下戒毒理念的转型之路

各国在戒毒模式的探索和发展中,体现出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的特点,彰显许多共性特征。首先,在戒毒目标定位上,随着对吸毒者的定位从"违法者"逐渐转变为"特殊病人",戒毒工作的立场也从强调惩罚的"道德模式"逐渐升级为着重治疗的"医疗模式"。其次,在戒毒方式选择上,戒毒工作具有惩戒与福利双重属性,强制性戒毒逐步淡出主要戒毒模式选择,以治疗社区和毒品法院为代表的开放式戒毒模式发展迅速,通过侪辈互助或司法监督的方式实施自愿戒毒,强调吸毒人员的再社会化。再次,在戒毒配套措施上,过去对吸毒者的定位忽略了其作为公民的社会身份,剥夺了其应享有的社会政策中的公共救助权利。近年来,多国加大力度为吸毒人员提供生活救助、医疗援助和社会服务,实现吸毒管制与权利保障的平衡。上述戒毒理念的转型之路体现出人们对吸毒行为认知的科学化,渗透着对戒毒工作执行状态的理性反思,其有益成分值得我国吸收和借鉴。     

对我国行政区划体制宪法争议的思考

宪法对行政区划体制的规定不可能十分详细,进一步的规定只能留给国家立法机关,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行政区划等相关法律时,应遵守一定的宪法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区划改革时应有国家法律的授权.这就是法律保留的立宪技术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出的宪政内涵.中国宪法有关行政区划的规定过于"硬性",在立宪技术上没有采取"法律保留",导致相关的宪法争议.     

行政规定干预民事法律行为的再思考——刍议税务机关“不给发票，可以拒付餐费”的规定

税务机关与经营者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与税务机关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是由两类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的.前者是由民法调整;后者由行政法调整.民法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是具有根本区别的,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经济执法机关,没有权力干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程序并行和接轨

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制构造,难以应对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密切关联且混合并存的复杂案件。在受害人的损害由民事侵权、行政侵权、受害人的过错,乃至于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情况下,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均无法高效、低成本且全面地保护受害人的权益。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构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实现行政救济与民事救济制度的并行与接轨。     

论公法人的行政主体地位

公法人应作为行政主体纳入行政法学研究范畴 ,其行为符合公法中的公务原理 ,公法人与其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别权力关系。随着现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理应纳入司法审查范围。     

超越国家:行政程序法的欧洲化和全球化

在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欧洲共同体立法赋予欧盟行政机构广泛的行政权力 ,并为成员国的行政程序法创设了统一的标准 ;欧盟司法机制、欧洲人权保障机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则通过判例法发展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因此 ,必须以“共同法”的观念来重构跨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     

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探讨

行政法属于公务员普法地位的特别规定。公务员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通过行政法关系体现。公务员在内部和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完全不同。在外部行政行为中 ,公务员既不是行政主体 ,也不是行政相对人 ,而是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代理人。但是公务员在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中具有主体地位。根据《行政监察法》有关规定 ,公务员的职务行为需接受行政监察。公务员是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 ,但与诉讼主体的主体地位有很大差异。     

公安机关禁毒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建设研究

禁毒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建设是提高公安机关禁毒执法规范化水平这项系统工作的首要环节,是公安机关禁毒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标准化、正规化、法制化的重要保证。当前,公安部规范化建设要求,以禁毒行政执法制度建设为着眼,旨在探讨规范化制度建设的原则和途径。一、禁毒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建设遵循的原则,二、禁毒行政执法规范化制度建设的法律、法规依据,三、规范化禁毒行政执法制度建设的关键是确定禁毒行政执法职权和职责,四、规范化禁毒行政执法制度建设的制度构想。     

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人新探

从大陆法系国家公权利和反射性利益相区分的角度看,与行政主体相对的私人可以分成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和一般公众,他们是行政法"人像"的具体展开。从本质上看,利害关系人是由反射性利益人转化而来的一类公权利人,这类行政法上私人的确立必将改变行政过程中的利益结构,推动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促使行政法重心的转移。     

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试论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行政伦理,也就是关于“治国”的伦理。它是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以权、责、利的统一为基础,以协调个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核心的行政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行政伦理在“以德治国”中具有关键性价值。行政伦理失范的问题目前较为普遍。主要原因之一是行政运作过程中缺乏最基本的行政伦理规范和法制秩序。从自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养成机制建设,就是要加强行政伦理的教育与修养;从他律性特点分析,需要加强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建设,不但要完善现有的法律,加大执法力度,而且要加快对行政伦理立法。     

《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该部法律的通过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 ,它从设定行政许可的功能出发 ,确定了设定行政许可的基本政策 ,同时从程序上制约行政许可的设定行为 ,以创新行政许可的设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