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理念在美国的实践--从"布朗案"看联邦最高法院对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

联邦最高法院在公民受教育权平等保护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布朗案"是在美国宪政史上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最有历史意义的案件之一,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促进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法官是如何推动对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反思平等的理念在实践中如何有序地推进,以及诉讼机制对于解决教育领域各项问题所起的作用.     

从“普莱西案”到“布朗案”——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实现

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美国社会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在其公民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实现过程中,联邦最高法院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普莱西案"到"布朗案",一个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标示着美国公民受教育权平等保护的演进,也标志着美国社会文明的进步.诉讼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教育领域的各种诉讼问题,应该认识到诉讼对于教育领域各项问题的解决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     

受教育权的权利性质及其救济途径分析

受教育权的内容应包括凡是和公民受教育相关的权利;公民的受教育权带有国家义务的性质,是一项宪法权利;通过承认宪法在司法领域的直接效力,在诉讼中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的侵权法保护相关问题浅议

我国现有立法仅在宪法和教育法中规定受教育权,民事立法对该权利没有明确认可.但不应就此认为受教育权是公权而不能成为私权,从而拒绝从民法角度进行保护.现在社会中,对权利的保护呈现多层次性,即某一特定权利,可以受到多个法律部门的保护.受教育权的多重权利属性其实质是现代社会对权利保护的全面化或者权利保护的深化.受教育权符合人格权特性,其权利渊源来自一般人格权中的人格自由.将受教育权确定为人格权可使其获取民法请求权体系全面、完整、及时、有力的保护,这是单纯将受教育权确定为宪法权利的制度安排所提供不了的.     

论受教育权的国家保护义务

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基本权利,对于公民来说意义重大。国家对受教育权的保护义务首先在于尽可能地采取行动以发展社会经济,使教育的发展同步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义务能力的发展,其次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受教育权的具体保护,受教育权的立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可以称作事前保护,司法保护则可以称作受教育权的事后保护。在延伸层面,国家的国际法意义上的保护义务与国内层面的保护一同构成受教育权保护的双重体系。     

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实证研究——以云南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少数民族教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受教育权作为少数民族的一项基本权利,关系着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在对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教育发展现实状况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保护的必要性,目前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护现状、成功经验及存在的困境,加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完善等方面来阐述,旨在呼吁提高对少数民族地区受教育权的重视,构建起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保障与实现--以西部民族自治地区为例

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它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蓬勃发展 ,但是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情况却不容乐观。本文通过阐述受教育权的基本内容 ,列举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的现实状况 ,分析了公民受教育权的法理基础 ,揭示少数民族受教育权与民族发展权、民族特性保护之间的关系 ,从而提出了保障和实现民族自治地方公民受教育权的对策与完善方案。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我国受教育权行政诉讼

由于受到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实际影响,受教育权在中国长期没有被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深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上取得突破,受教育权逐步进入行政诉讼。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支持,受教育权行政诉讼案件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因此,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列举受教育权,并界定受教育权行政诉讼的事项范围。     

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具有自由权、社会权、发展权的多重性质。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受教育权案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诸多弊端和局限性。宪法诉讼是受教育权司法救济的根本途径。只有从宪法层次和高度解决一系列的理念和技术障碍,逐步实行宪法司法化,才能最终保障受教育权的实现。     

论受教育权的权能与体系

受教育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教育权要切实得到保护,仅仅靠宪法层面的诠释与救济难以实现,而需要将受教育权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细化为具体的权能,纳入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的保护范畴.本文拟通过分析受教育权的权能,进而明确受教育权在不同权利范畴内的性质,以及权利者主张权利的渠道和方式,探索受教育权保护落实到司法和行政救济层面的理论依据.     

行政公诉权理论依据解构

从权利救济的理论分析,设立行政公诉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从权力性质的角度分析,行政公诉具有监督行政的性质,应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范围。中国具备行政公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组织条件,应建立由人民检察院行使的行政公诉制度。     

公益诉讼：社会保障权救济的新路径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物质条件或相关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准和维护人之尊严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以社会本位为价值目标，社会保障权具有公益属性。传统三大诉讼救济社会保障权存在障碍，公益诉讼作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诉，在诉讼目标、功能、原告资格与民主法治精神方面与社会保障权救济具有契合性。社会保障权公益诉讼需扩大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赋予当事人诉权，合理分担举证责任与诉讼费用，构建激约机制，运用多元化的法律责任，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作用。     

浅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其不仅仅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司法审查的权限范围,同时也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能受到司法补救的范围以及诉权范围。我国自1982年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以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经历了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数次调整,总体上朝着逐步扩大的方向发展。     

侦查监督工作中纠正违法制度的立法思考

纠正违法制度作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全面系统的法律规定及运行机制,存在知情渠道不畅、监督标准不一、监督形式不规范、监督手段单一乏力等诸多问题。立法应当明确检察机关纠正侦查活动违法制度的法律地位、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同时规定救济途径、监督保障机制,从而对我国的纠正违法制度进行全面化、系统化的构建和完善。     

制定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日益严峻的艾滋病形势要求必须尽快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条例内容主要应包括立法目的、范围、防治方针与主管部门、预防与控制、检测与监测、治疗与救助、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在制定条例时,应注意突出宣传教育、行为干预、自愿咨询检测、职业暴露等内容,以体现时代特点。     

律师会见权40年:变迁、问题和展望

我国律师会见权自1979年初步确立以来,历经40年不断发展完善。当前律师会见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察法》下职务犯罪调查期间的律师会见权亟待完善;办案机关随意扩大会见许可范围,影响制约律师会见权;会见权的内容不明确,会见中律师执业风险大;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律师会见服务滞后;立法上缺乏救济程序和可操作性。为了强化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建议明确规定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律师辩护权,进一步明确律师会见权的内容,继续改善看守所硬件设施与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作用,重视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制裁性立法。     

行政程序瑕疵的法律规制

行政实践中存在着行政程序违法、行政程序不当和行政程序错误等情形 ,这些情形可统称为行政程序瑕疵。基于程序的独立性和程序权利义务的独立性 ,应独立地认定具有行政程序瑕疵的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并给予行政内救济、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三种途径的法律规制。     

政府信息公开中第三人权利救济的制度进路思考——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案为引子

信息一旦公开就具有不可回复的特性,应该在政府信息公开之前给予第三人有效的救济。必须要有特殊的制度保障第三人救济权利的实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制度进路主要应该包括行政机关倾向公开信息时的告知、公开决定的附时间生效、第三人暂时权利保护等;行政机关拒绝公开信息时申请人起诉的,公开中的第三人应该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我国应该结合法制现状选择最有效的制度建构模式。     

关于制定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日益严峻的艾滋病形势要求必须尽快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条例内容主要应包括立法目的、范围、防治方针与主管部门、预防与控制、检测与监测、治疗与救助、权利与义务、法律责任等。在制定条例时，应注意突出宣传教育、行为干预、自愿咨询检测、职业暴露等内容，以体现时代特点。     

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保护之实证分析——以云南省大关县为例

近年来,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保护不到位,使教育这一重大问题的成功解决出现了许多真空地带,本文以云南省大关县为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试图从完善法律制度、引入法律援助制度、未成年人行政申诉制度等几方面,对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作一个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