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犯罪中责任人员的范围确定

公司是一个具有整体性和组织性的主体 ,其意识与意志具有整体性 ,在公司罪过支配下实施的公司行为的刑事责任应当由公司来承担。公司是自然人的集合 ,自然人是公司存在的生理和心理基础。而且 ,在公司中特定自然人的行为代表着公司行为 ,其意识与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被归罪于公司 ,在公司罪过形成与公司行为实施中 ,公司特定自然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是逻辑的必然 ,是与其在公司中的地位与公司犯罪中的作用分不开的。如何确定公司犯罪中责任人员的范围 ,是理论与实践中的棘手难题 ,需要结合公司性质、权力结构进行具体分析。一、立法限定的解读我国…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型公司,明确大型公司认定标准,并在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给予相对严格的例外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对其赋予更加灵活、便捷的自治,并将上市公司扩增为公众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清算责任

乙公司为一家从事印染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拖欠甲公司货款人民币近3万元,乙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公司大股东代表公司为甲公司出具了欠款条。后来甲公司在追索债务并拟提起诉讼时发现:在出具欠款条后不久,乙公司即因拒不按时年检而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至甲公司发现情况时,乙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已经近一年时间,乙公司没有进行清算。甲公司找到乙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暨大股东协商债务问题,不想其竟然表示:乙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以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既然已经被吊销,主体和公司财产都已不存在了,乙公司对甲公司的…     

伪造本公司财务专用章私结货款如何定性

[案情]乔某于2008年开始担任某市宏伟无缝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伟公司)的业务销售,宏伟公司规定,乔某在与业务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过程中不能私自结算本公司在业务公司的货款,而应该通知业务公司将货款直接打入本公司的账户。2009年1月至2011年5月,乔某伪造本公司财务专用章私自在业务公司结算货款32.8万元用于个人消费。2011年6月,乔某得知宏伟公司和业务公司对账发现其挪用公司货款的事实后逃匿。案发后被追捕到案。     

浅议公司高管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

公司高管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公司高管权利与责任却不对等,公司高管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作为公司违法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不能向有责任的公司高管要求赔偿,公司重大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的现实与公司高管对受公司违法行为侵害的第三人民事赔偿责任缺失有直接关系。在受公司重大违法行为影响的众多股东、债权人、第三人等利益受损者之中,侵权求偿人即第三人的赔偿诉讼对公司高管的制约作用不容忽视。     

初论先公司交易民事责任的归属

从理论上讲,在公司成立前,不能以公司名义进行交易活动,但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为促使公司成立,必然要进行必要的创设活动,甚至以公司的名义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由于公司设立是公司的非常状态,发起人在公司设立中的交易行为是在与第三人之间展开的,行为的后果则会涉及成立后的公司、债权人及发起人之间的风险和利益分配。如何规范公司设立过程中的交易行为,如何承担其民事责任,平衡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公司秘书与公司治理

公司秘书是公司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秘书不仅是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而且在公司与其成员之间 ,公司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我国公司中的秘书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 ,其地位和职责远未法律化 ,抑制了其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因此 ,需要从立法的高度对公司秘书进行角色定位 ,使其成为公司的法定机关     

股东自治的基础、价值及其实现

公司的法人性仅是公司外在的特征,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的承担者,公司为股东投资的工具则是公司最为基础的本质。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在公司自治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代公司自治实质上即为股东的自治。公司及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均是以股东为核心力量进行的,公司制度功能的发挥关键在于股东自治的实现。在我国,股东自治的实现要通过公司立法的完善、政府角色的转变和法院能力的提升等多渠道建构。     

公司社会责任的重新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中的公司应作广义理解,将各类公司、企业、分支机构均包括在内。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应指公司对一般社会公众的责任,可以具体体现为公司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责任,利益相关者包含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司社会责任中的责任,在形式维度上,既可以表现为法律责任,也可以表现为道德责任;在内容维度上,公司社会责任除公司环境责任、劳工责任等之外,公司经济责任也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     

董事的忠实义务

董事在公司中承担着管理的重任,董事应当对公司忠实、诚信、谨慎的办理公司事务,不得做出损害公司的行为。忠实义务要求董事忠实于公司,在董事利益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情形下,应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不得牺牲公司利益满足自己利益。     

关于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在公司法实施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虚假出资、控制股东行为不规范、公司人格混同及被滥用现象突出。完善公司立法应立足中国国情,统一公司与企业法,重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完善公司治理,细化债权人保护规则以增强法的可诉性;在公司司法方面,宜完善司法解释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司案例,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揭开公司面纱方面尤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而不宜机械地照般国外的理论。     

董事会中心主义阶段公司权力异化与对策的法学分析

公司制度的发展,促使公司管理体制由股东直接民主制让位于代表制,公司制度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阶段发展到董事会中心主义阶段。在董事会中心主义阶段,公司权力发生异化现象,即公司权力日益集中到以经理人为代表的公司管理高层手中,从而导致公司管理高层侵犯股东、公司合法权益事件的不断出现。论文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公司权力异化问题的具体对策。     

给付错误的法律后果

案情简介 A公司与B公司是在不同省份的有限公司,该两个公司是经常性的贸易伙伴。2002年7月12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加工承揽合同,约定A公司为B公司加工、安装、调试一套生产系统,A公司应在2002年9月10日前完成上述工作,B公司在对A公司的工作验收合格后应在2002年9月30日前付清工程款12万     

完善公司社会捐赠的法律制度设计

公司社会责任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有机结合的责任体系。公司的捐赠行为是公司社会责任的一个方面,是具有一定道义特质的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形式。新《公司法》明确了公司在进行赢利活动的同时要承担社会责任。在结合实践中公司捐赠暴露出的法律问题,从公司治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等入手,进一步完善公司捐赠的法律制度。     

解读公司司法解散

公司司法解散作为新公司法确立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在实际运用中,除需要严格把握公司司法解散的适用条件之外,还应当妥善处理好公司司法解散后的公司清算问题。本文认为在公司司法解散诉讼中,如何平衡诉讼提起股东与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公司重组中的债权人保护

由于公司债权人不享有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表决权和广泛的信息获取权,公司债权人在公司重组格局中相对于股东处于天然的"弱势"地位。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各国公司立法和法理中发展出了请求解散公司、请求返还违法分配所得、公司减资无效之诉或要求提供担保、请求调查公司事务、公司合并异议等公司债权人异议权和公司重组中的强制信息公开制度,我国在今后的立法中应借鉴这些制度。     

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之信义义务与注意义务--加拿大最高法院"Peoples Department Stores Inc.(Trustee of)v.Wise"案述评

在本案中,初审法院法官支持原告的诉讼主张,认为公司董事在公司濒临破产时,对公司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上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认为公司董事仅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本案被告董事并未违反任何义务。最终,终审法院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判决。加拿大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澄清了业界所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不论是与加拿大以前的法律相比,还是与国外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该判决都赋予了公司债权人更加广泛的潜在权利。最为重要的是,该判决未将公司债权人的此等权利与“公司濒临破产”这一要件事实联结在一起。此外,该判决还明确了公司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总是负有注意义务这一重要公司法规则。     

有限责任公司异议股东股权收买请求权制度研究

引言作为一种存在于社会的拟制人格,公司的运作过程中天然有利益冲突。公司的目的在于营利,全体投资者的共同愿望是通过公司规模效应使投入公司的自有资产增值,获得利益。由于公司资源或是利益有限,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必然在获取或分配公司利益上存在冲突。资本多数决原则赋予大股东在决定公司事务上处于优势地位,在股东会上拥     

合作作品的授权合同问题(上)

案情概述A、B、C三家公司合作拍摄了一部电视剧。电视剧拍摄完毕后,C公司未经A、B公司同意,也没有与A、B公司协商,就与D公司签订合同,把该电视剧的“播映权”授权给了D公司,对价为C公司欠D,公司的900多万元的债务。之后,D公司与某电视台签订协议,该电视剧在某电视台播出,D公司因此获益几千万元。A、B公司将C公司和D公司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C公司与D公司签订的授权合同无效。     

公司法中国家干预的适度性分析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公司立法对公司自治的保护和约束体现了国家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公司规范进行的干预和调节。在西方国家私法发展较为完善地建立了公司自治基础的前提下,公司立法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国家对于公司的管制或干预,即对公司自治的约束和限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良好的管制传统的国家,如何实现国家对公司自治的适度干预,找到国家强制和私法自治的界限,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