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秘书与公司治理

公司秘书是公司经营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秘书不仅是公司治理的守门人 ,而且在公司与其成员之间 ,公司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协调中发挥着桥梁作用。我国公司中的秘书仍然囿于传统的观念 ,其地位和职责远未法律化 ,抑制了其在公司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因此 ,需要从立法的高度对公司秘书进行角色定位 ,使其成为公司的法定机关     

论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理论基础及适用条件

一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内含公司人格否认是美国法院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中首创的一个判例法原则，也称揭开公司法人面纱理论。该理论已被英、德、日在司法实践中接受并加以运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甚至将该法理立法化。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的真正含义是：当某一公司形式因被他人控制或操纵而不再具有独立性，并且被利用以规避法律或逃避契约义务时，执法机关将无视该公司法律形式上的独立人格，而要求隐身其背后的控制和操纵者──股东或其他当事人，对公司的债务或行为承担责任。公司人格否认理论与大陆法系中有关法人本质理论中的法人否认说是两…     

当今世界性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竞争·趋同·融合

一、引言 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变化,在20世纪个别国家已着手进行公司法的现代化改革.如果说当时这些零星的改革犹如涓涓细流,那么,进入21世纪后其迅速汇集成为世界性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蔚为大观.     

论公司债权人对未出资股东及利害关系人的求偿权

公司债权人有权要求未出资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请求权,在公司法改采认缴资本制后,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种求偿权只有当公司已经丧失偿付能力且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时,才得以触发。它的实现有赖于公司债权人拥有知情权和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未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承担的是法定保证责任,司法解释将其设定为一次性责任存在着疏漏;未出资股东的利害关系人承担的则是以资本充实责任为基础的连带责任,此种责任在我国立法上既失之过窄,又失之过严。公司债权人的补充赔偿请求权具有比较优势,待时机成熟应将其上升为公司法层面的制度。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权利配置与利益平衡

公司法一方面为了保证公司经营者的自由裁量权,促进经营者把握商机大胆地进行商业判断,及时作出经营决策,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另一方面既要维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监督经营者的滥权行为,推动公司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又要防止股东滥用诉权妨碍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正因为如此,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原诉权虽然属于公司,但是,在制度构建上,公司法必须于公司、经营管理者、多数股东与少数股东之间进行诉权分配和再分配,以求兼顾和平衡各种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论商法类推适用的依据、范围和正当性

类推适用与类推解释是可以并存的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一种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审判制度,后者属于运用类比推理的法律解释方法。商法类推适用应具有一般法上和特别法上的依据,其并非适用于商法的所有领域。商法类推适用的正当性取决于法官严格遵守适用条件,恰当地运用裁量权,符合法律价值判断。     

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时的公司债权人求偿路径

股东出资是一项约定与法定复合而成的义务。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又遇到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公司属于违约行为,对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则构成侵权。债权人有三条救济路径:代位求偿、越过公司直接求偿和通过否认公司人格求偿。在这三种救济方式中,股东承担责任的性质、范围,股东享有的抗辩权以及债权人债权实现难易程度均存在差异...     

试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

建立一部《商事通则》封商事基本制度加以规定，封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则以制定单行法的方式规范，是构建我国的商事立法模式的一种理性选择。无论是完全意义的民商分立还是完全意义的民商合一均有其产生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但同时也有颇多值得反思之处。本文通遏封这些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历史的考察，结合我国的实际，认为我国的商事立法应当突破传统模式的束缚，建立商事通则制度。     

论法权形态异化的本质及其法律矫治

应然的法权关系中存在着"权利"与"权力"两种法权形态.权利反映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对称、互惠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来自于法律,是凝结在法律中的人民权利,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权力本应从属并服务于权利.法权形态的异化导致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形成权力与权利功能的二律背反,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权力及权力异化的途径是明确权力和权利的边界,加快民主法治的进程,建立法权关系的制约机制.     

新《公司法》的价值取向、调整功能与制度设计

新《公司法》已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其立法精神表现为放松管制,严格义务、责任, 加强监督,保护、鼓励投资,增强公司的经营灵活性、活力与竞争力,倡导和培育公司的市场化机制。制度设计上体现了效益与安全并重,兼顾全体与社会公共利益,确立了公司自治和治理机制健全的自由企业制度,建立了中小股东的保护制度体系,多角度地保护债权人和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