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本质上归属于空间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空间正义的立场上,从生产地位的空间分野、居民社会品格的空间分异、城乡空间环境病态式发展等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并将其归因于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逻辑的宰制以及政治权力对空间规划的操控。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等城乡非正义问题正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乡之间空间资源的共享、城市权利的赋予以及"场所精神"的赋义,有助于寻求空间正义、促进城乡融合。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空间正义思考

城市化的一个突出表征就是城乡空间结构的变迁,基于空间本源性、稀缺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变革需要正义价值指导,通过城乡空间布局、资源配置和代际发展的三个平衡来体现空间正义。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存在政府与资本联合为推进城市增长而忽略乡村空间权益,使得城乡在空间权力赋予、空间资源配置、空间意愿表达和空间环境调和等层面存在非正义行为。确立正确的价值指引,走科学化的城市化道路,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践行城乡融合理念,才能实现对城市化中空间非正义的矫治,使城市化共同增益于城乡空间权益。     

城乡关系与地方治理改革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流派可分为自然发展论、城市偏向论、乡村偏向论、城乡统筹论四种类型。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的城市偏向性,导致市场分工和区位因素形成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为统筹城乡发展,地方治理亟待推进行政体制和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市县分治,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保障城市与县域经济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英国城乡统筹政策及其对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启示

工业革命后,英国迅速开启了城市化进程,在经历了早起城市化带来的城乡失衡、城市居住环境恶化、生态系统破坏的教训之后,英国政府开始了对城乡统筹政策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快速推进,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我们走出一条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统筹、联动发展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当前处于工业化后期的我国,面临着和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几乎相同的城市化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学习英国的城乡统筹经验,以为我国的城乡一体化战略服务。     

乡村性的流失与重塑——基于空间、产业和身份的视角

乡村性伴随着乡村本质的理论反思，以空间、产业和身份三要素的扩展为表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双重交织中动态演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与市场共同展开乡村建设行动，乡村形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然而，对新时代乡村性的理解的一些偏误，产生了脱离乡村尺度对乡村进行主观构建和想象强加的系列行为，带来了乡村空间建设失真、产业利益分配错位以及乡村主体权利缺失的新困境，乡村性在积极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反而进一步流失。乡村性概念的重塑，纠正了乡村建设中乡村“他者”对乡村社会的叙事偏差，回答了乡村振兴“为谁而兴”的根本性追问，成为乡村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引。     

从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制度性重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是通过改革隔绝城乡、阻碍要素合理配置的二元体制,使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从单向流动转变为平等互动。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在赋予乡村的发展权利、确保农民的市民权利、实现市民的乡村权利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促进城乡融合的突破口。     

公民身份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及其影响

公民身份起源于中世纪的西方城市,城市既是培养公民认同与忠诚的重要中介,又是权利表达与权利斗争的重要空间。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公民身份的扩展。在检视城市化发展理论局限的同时,本文还清楚地阐释了当下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价值,即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突出农民的公民身份权利、构建公民国家。     

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山东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滨城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不是孤立地发展乡村,而通过融合机制的选择,推动城市和乡村同时发展,达到城乡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目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作,需要多方面着手、多角度努力。基于此,分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探索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城乡一体化要摆脱两个理论误区

避免以城市工业扩展为中心论对城市化发展空间的限制作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确实是与工业化的扩展一路相随的,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城市化的速度。中国工业化的过程虽然需要补充大     

我国三种城市化路径比较研究

农民工外流型特点是农民积极主动地进入城市的生活秩序，农民职业、收入和观念的先行，而身份和居住的滞后。但存在农民工的边缘化和农村的空巢化等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城乡差距的拉大。征地吸入型，其特点是城市的扩张和农村被动地被纳入城市化的进程。主要问题是失地农民对城市文明的习得和社会保障。乡村工业化型，特点是以工业化为内驱带动乡村转型，一种非依附性城镇化路径。     

法国里昂城中露天市场、城市与城乡互动——一种人类学的视野

基于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对法国里昂城中露天市场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些露天市场的存在,在为城市社会的发展贡献经济职能外,还反映出法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一种深刻的城乡互动结构,体现出一种平等的城乡间的"人格"交流,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与文化培育,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他途".这些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为中国县域发展＂把脉问诊＂——以湖南为例

中国县城包括了国家治理的全部对象和内容，是城乡二元体制的焦点，县域是中国现代化的主战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县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城乡双轨发展阶段：从解放初期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县域内实行城乡分割管理——农村与城市、工业与农业分割管理：县域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服从国家计划管理，服从国家城市化、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政策；县域政治以政治动员为手段，服从中央政府意志的需要。     

透过“博士春节返乡记”争鸣看乡村问题、城乡矛盾与城乡融合

"博士春节返乡记"的争鸣是参加者在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围绕乡村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讨论。这场以"乡愁"为总旋律的争鸣展现了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的矛盾现状,这种矛盾体现在城与乡之间在自然空间上分立、禀赋差距扩大、资源争夺、文化价值冲突等方面。为此,解决乡村问题必须从城乡关系中寻找出路。未来城乡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融合的立足点在于建设美丽乡村,要重视国家意志的政策选择作用,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突破口。     

乡村资源制度性流失及其遏制思路——以土地、资金为例

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金等乡村主要资源,由于制度缺陷或制度壁垒的原因不断流入城市,而乡村却得不到更多的补充。遏制乡村资源的制度性流失,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体制,并扩散城市资源,实现城乡资源的互动。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进入城市的农民:个体权利与集体权利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速。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入城市,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逐渐为城市权利所瓦解。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长期以来农村的集体耕作与农业生产启发了农民集体权利的形成,因此,在这场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移民过程中,农民进城体现为个体城市权利的实现,本质上却是集体城市权利的实现。为了维系城市的空间安全,城市政府通过积分落户等城市政策实现农民的个体权利,但是这一政策事实上形成农民精英的个体抽离,从而削弱了农民集体性权利的实现。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正相关性研究

城市化是指由于工业化、现代化而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是经济发展各种要素空间集聚与重新分布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转移,大大加快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但是还有许多因素阻碍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因此,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政策来消除这些阻碍因素,推动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     

迎接“人的城市化”

有三个看得见的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新的城市化进程: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愿望以及经济转型的内在压力。这预示着新一轮城市化的核心聚焦在“人的城市化”,也就是以城乡劳动力身份平等、机会平等和权益平等为明显特点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