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社团文化建设初探

高校社团是由高校学生依据兴趣爱好自愿组成,按照章程自主开展活动的学生组织。高校应将社团打造成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成长与成才的广阔舞台。社团成员应在特定规则的约束和指导下,围绕组织目标行动,实现社团组织的社会化功能;社团组织的成立、发展、合并和退出,应有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加以约束;社团组织成员应按照角色定位,协同完成特定的组织活动,并最终将社团文化内化为固定的行为模式。     

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以不作为人负有一定作为义务为要件,而先行行为是不作为人负有作为义务的根据之一。先行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的行为,并且造成了特定的危险状态时,行为人才负有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包括合法行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     

持有型犯罪研究

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人持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不法状态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犯罪。近年来,持有型犯罪在实践中发生的几率不断攀升,而刑法中关于该类犯罪的规定却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为进一步完善立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将从持有型犯罪的立法价值以及如何更为科学地设置具体的持有型犯罪等方面来加以论述。     

领导干部腐败心理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腐败心理是异常心理,对腐败行为具有驱动和引导作用,它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遵循着特定的规律。揭示腐败心理的本质内涵、明确腐败心理的学科定义、研究腐败心理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可以为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行政许可撤销和废止的法律调控

鉴于实务中行政许可管辖存在的随意性,本文认为应当加强对撤销和废止许可行为的法律调控。本文甄别了相关概念的特定语义,论证了撤销和废止行政许可的一般原则,提出了许可裁量的三条实体性标准,并对相关的决策和实施程序做了必要的说明。     

私人组织中特定公权异化的内外二重性及抑制策略

特定公权异化不仅存在于公共组织当中,也存在于非公共组织尤其是私人组织当中。私人组织的特定公权异化具有内异化和外异化两种范畴,内异化是私人组织内部个体滥用特定公权力,外异化是私人组织在公法中作为一个整体滥用其法人组织身份的特定公权力;私营企业特定公权外异化的核心意图是盈利,其次则是生存。内异化和外异化的区分依据是异化的主体身份、影响范围和行为后果,二者共有的属性是同源性、内生性和共存性。对当前特定公权异化的抑制,理想的范式是实行宏观与微观、对立面自控两种具体策略。     

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困顿和突破口

在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由于没有形成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目标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机制和方法论,致使我国政策科学的学科发展陷于困顿之中:现有理论和方法对特定政策制定,对特定政策研究均未显示出应有的指导性;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研究者和制定者各自为政;理论的科学性、合理性、逻辑性和可操作性受到置疑,因此,学科地位未得到公认。走出困顿,奠定学科地位的突破口可简单表述为:通过政策理论工作者、特定政策的制定者和特定政策研究者三方的共同努力,围绕制定高价值政策这一共同的目标,研制一套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优势互补、互为支撑的政策制定科学程式,明确程式中各步骤的目的、目标和基本操作思路,各步骤中常用方法(指导性研究方法、研究设计方法、资料收集方法、统计分析方法、质量控制和评估方法等)、主要用途、适用条件和操作要点;各步骤主要难点、表现形式和消除策略、研究者和决策者各方职责、需协调之处和协调思路等。     

犯罪预备行为概念界定问题新论

目前学界对于犯罪预备行为概念的界定问题关注较少，对犯罪预备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必经之阶段等疑难问题仍存有分歧。在对犯罪预备行为进行概念界定时应首先明确，其构成要素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阶段性；（2）目的性；（3）指向性；（4）本质性；（5）程度性。据此其概念可重新界定为，犯罪预备行为是指为增大特定犯罪实施的可能性，而在实施犯罪之前进行的对完成犯罪具有实质作用的作为或不作为。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返本开新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探讨主要分为偏重微观意义上的思想品德培养与偏重宏观意义上的整体思想转变两大发展脉络。它们在相互交织、对话、碰撞的过程中,逐渐达成共识,即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界定沿用发生定义,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其运行特征是自上而下的、蕴含明显的价值倾向、始终关注人的思想。基于此,可以推论出,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政治组织自觉依凭自身的思想优势,向社会大众传递契合自身根本利益的思想内容,以促进社会大众思想更新及行为调适,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程的社会实践活动。     

行政执法主体利益观的“变异”与加强执法监督之思考

行政执法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其实质是特定的利益关系的损益。受行政执法行为直接影响的利益,主要有三种：其一,以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秩序、安全维护为内容的一般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或称公共利益);其二,纳入行政执法领域的相对人的利益;其三,与行政执法主体或相对人有牵连的第三人的利益。从一定意义上说,利益观就是价值观,它是主体对于作为客体的各类利益所作的评价和选择。上述三种利益在执法活动中都不是孤立存在,它们相交织形成特定的对立统一关系。行政执法主体的利益观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主线,     

领导者角色表演的范式分析

领导者角色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领导者角色又是"个体在一个特定职位中作出的典型反应"1。这种"典型反应"各人不同,于是领导场上形成了不同的领导行为模式,形成了本色表演与模仿表演、真实表演与假面表演、清晰表演与模糊表演、规范表演与另类表演的分析类型。提升领导绩效的一个前提,是有良好的角色认知和角色确定,即对领导角色有"应然"的认识和把握,然后人们才能按角色的文化情景规定,"实然"地去扮演角色和完成角色,有效提升领导力。     

振兴社区文化 共建幸福家园——记天津市东丽区丰年村街道发展社区文化事业

正社区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是社区居民在特定区域内、在长期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等文化现象的总和。多年来,东丽区丰年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立足社区实际,以构建和谐社区为目标,以振兴社区文化为途径,以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为手段,以"弘扬社区文化,共建幸福家园"为载体,切实把社区文化建设     

常态公权异化和特定公权异化的关系及其扬弃

公权异化具有常态公权异化和特定公权异化两种类型。常态公权异化是阶级社会产生后的必然现象,是每个历史阶段必然的共有特征;常态公权异化决定特定公权异化,特定公权异化是常态公权异化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逐渐实现对常态公权异化和特定公权异化的最大化扬弃及彻底消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思维的比较研究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创新思维方式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思维方式一样,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他们的创新思维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内在动因;其个性和特点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三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当今中国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自由融资权与行政权的法律平衡

自由融资权来源于经济学上的金融自由理论和法学上的所有权理论与合同自由原则,但政府机关动用行政权打击"非法集资"是自由融资的重大威胁。中国人民银行在《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非法集资"界定涉及的要素"未获批准、还未付息、不特定对象、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集资"等作了诠释,但仍不够明确和合理。以行政权限制自由融资权的正当性在于防范社会风险。解决自由融资权与行政权冲突的关键在于准确界定特定对象,即将以下行为界定为行政法意义上的非法集资:向不特定对象借贷或发行证券;向特定对象借贷或发行证券超过50人,但自然人向三等直系与旁系亲属和关联关系人借贷、法人向关联关系人借贷和法人向第一、二类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不计算在内;法人向内部职工借贷超过200人。     

特定公权异化的内生性根由和现实性语义诠释

特定公权异化是在特定阶级国家中,特定公权利和特定公权力的相互异化。它具有内生性根由,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动态表现,主要体现为生产力水平的先决作用和生产关系的直接决定作用。特定公权异化的内在结构共分为合法异化、异化风险、隐性异化、异化入罪四个层次。从哲学范畴分析特定公权异化的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微环境外在性诱导、公共职能主体意识缺失、群众联系秩序链断裂,这是对特定公权异化的现实性语义诠释。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妥协是一种合作方式

人们一般赋予“妥协”这个词消极的看法，认为妥协是在一种特定环境下作出的不得已的退让。其实这种看法未免偏颇，从积极的角度看，妥协是适应社会环境的一种健康的心态，是人际关系中一种良好的合作行为，是团队解决冲突的一种良方，就像在两个不同的数字之间寻找一个公约数。     

“以谣辟谣”：政府回应中的特殊现象及其解读

“以谣辟谣”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回应行为,多发生于公共政策事件、官员违法违纪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以发生领域为标准,可以将“以谣辟谣”现象划分为政策型、庇护型、突发型三类。“以谣辟谣”具有网络时代特性,目标指向明确且具有前后事实对比,其产生逻辑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和行政文化背景下,为摆脱回应方面的行动困境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为避免此种行为发生,需要完善政府回应的制度约束,建立常态化的回应机制,拓宽政务公开渠道,强化民间信息平台的管理,实现权威信息的全民共享。     

论政府行为规范化

政府行为规范化的内涵表现为两个层面:首先,政府行为规范化本质上是一系列价值追求综合体,即合法性、民主性和理性;其次,政府行为规范化表现为一系列的行为活动,即科学化、制度化、透明化、程序化和责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