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种非常措施,均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国家公权力依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减损。我国现行法律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已有初步的法律依据。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应遵循合法、比例、救济等基本原则。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同时加强合法性和合宪性审查,确保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限制均符合宪法精神。     

中国修宪的正当性思考

宪法规定的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根本制度,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之核心问题.修宪的根本目的应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完善,而非简单的政策复述.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农民的权利保障长期遭受漠视,这与农民权利缺乏宪法的关怀密不可分.农民人权宪法保障的缺失折射出我国人权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必须紧紧围绕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进行修宪,确保修宪之正当性.     

行政紧急权的性质、问题及规制——以权利保护与反腐败为视角

行政紧急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不当或滥用往往会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同时也会滋生腐败。为了确保政府在紧急状态应对中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紧急权．减少和杜绝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腐败的发生．实现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将行政紧急权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调整中：要加强对权力行使者的教育和培训。     

治安紧急处置与人权保障

治安紧急处置权是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处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各种治安紧急事件的行政紧急权力。执法实践中违法或者不当行使治安紧急处置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落实治安紧急处置人权保障必须立足目的实现、防止比例失衡、确保人权底线、追求效率最佳、抓好责任落实。     

论警察权力的限制与规范

警察具有国家统治工具和社会服务的双重角色和职能,由于保障国家统治和社会安全的需要,公安机关拥有一系列直接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单纯地限制这种权力往往会极大地削弱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能力,甚至连警察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障。规范警察权力才是出路。对公民来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对警察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禁止的。     

汶川地震的法律追问——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律与法学建构

法学界应通过对汶川地震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的追问,围绕国家紧急权力来构建和完善非常法治和非常法学.一是国家紧急权力及其宪法地位.我国宪法对国家紧急权力的规定应由间接保障主义发展为直接保障主义.二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紧急状态法>、<戒严法>的逻辑关系.在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突发事件应对法>确实无能为力,因为处置汶川地震所要采取的措施远远超出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务院宣布四川省范围內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定和颁布不应该影响<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度.三是认真对待非常法治和非常法学.在成文法国家,处置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关键在于正常状态时的积累和准备,包括法律准备和法学准备.其中,应在现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整合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等相应国家机构和研究力量,组建紧急情况部,成立中国应急管理大学.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与保障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应遵循国际合作条约原则、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宣布机构,给政府或社会授权,通过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和程序,保障公民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利。受到紧急处置措施羁束者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各级人民法院提出诉愿,对其采取处置措施予以司法审查。     

违宪审查制度之比较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主要发挥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行使这两大功效。要确保宪法顺利实施，就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保障机制。违宪审查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和限制方式--以宪法文本为限比较研究

在比较各国宪法的基础上,讨论三种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方式,即列举式、概括+列举式和指引式。虽然采用列举式的宪法占多数,但概括+列举式更有利于规范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各国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方式有具体限制、依法限制和原则性限制三种,大多数宪法都兼采两种或三种限制方式。适当的具体限制条款有利于防止普通法律任意扩大对宪法权利的限制范围,以更好地保障人权。     

行政紧急程序初论

在应对紧急状态时,行政机关的权力运行遵循紧急程序成为必须。行政紧急程序是一种非常程序,具有独特的特征,然而并非法外程序,有其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各国关于行政紧急程序的立法分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两种模式。我国行政紧急程序制度应当在克服原有程序缺失、单一、专断的缺陷,权衡公开、公正、效率等因素基础上,加以合理建构。     

保障民权之机制发展经济之基石--试论宪法修正案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之规定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权利,是政治社会的基础和目的所在.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宪法本质的必然体现,有利于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和实现,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依法治国理念的本质分析

市场经济、和谐社会与国家公共权力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法治则是解决这种天然矛盾的最佳途径.依法治国的本质在于用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法"控制、约束国家公共权力,防止其随意扩张和滥用,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法治视野下的国家公共权力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人民主权、权力有限、分权制衡、公正公开.弘扬法治精神、坚持依法治国是我们政法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课题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在国际竞争中应对挑战,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增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迫切需要。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以增强执政为民意识,加强制度建设以提高执政为民水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完善择优汰劣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增强执政基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确保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执政为民。     

论社会转型期贿赂犯罪的态势与对策

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由于权力过分集中和非规范化运作 ,贿赂犯罪现象丛生。目前 ,我国正处于这一过渡期 ,贿赂犯罪呈蔓延之势。某些单位为获得利益 ,“公贿”现象已露端倪。针对贿赂犯罪现象 ,分析犯罪发展态势 ,研究犯罪原因 ,探求贿赂犯罪的预防与遏制对策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立宪之检讨——兼论现行宪法第二章的完善

人权的宪法保障是现代宪政的出发点和归宿。宪法对人权的充分保障首先体现为公民基本权利立宪的健全和完善。对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立宪作历史考察,并在对现行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立宪进行检讨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现行宪法第二章的若干建议。     

论搜查的理由及证据要求

搜查作为一种强制侦查措施,其对公民的潜在威胁是警察在搜查过程中对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因此,法治国家对搜查采取严格的司法令状主义进行司法控制,并建立严格的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对警察非法搜查所获得的利益予以剥夺,以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警察搜查的权力源于维护公共安全、警察自我防卫、获得刑事诉讼证据的需要。针对警察搜查不同的权力源,在证据要求上也应当不同。     

生命权的人道主义与中国的死刑制度

人权作为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权利,它包含的生命权和公正权必须是对所有的人同等享有才符合正当的人道原则的要求。对于那些直接危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型犯罪的罪犯而言,他们不仅表现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尊重,而且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上其他人的生命面临着潜在的危险的威胁。如果从人道主义角度免除这类罪犯的死刑,那么这种非生命刑所体现的“人道”本身就是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基于此,本文主张对暴力型犯罪适用死刑,对非暴力型犯罪废除死刑。     

论法律社会化的进路

始于80年代的中国法律社会化运动,舍理念采实证法律知识社会化的进路选择偏差是导致公民法律信仰依旧缺失的重要原因。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法律信仰的培育是我国法律社会化的核心进路。     

法治社会中的警务文明

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权的执行部门,其执法行为与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警务活动的规范化文明化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国家权力的人民性

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属于人民的 ,具有人民性。与人民性对立的国家权力是其对自身本质的异化。不同的社会形态 ,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表现是各不相同的 ,当然 ,完全一点表现都没有或完全百分之百地表现也是不存在的。在实际生活中 ,人民的力量必须足以约束国家权力 ,使国家权力沿着服务人民权利 ,维护、促进而不是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向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