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三维解析

从2003年"非典"时启动问责制以来,不少官员先后"下课",我国对领导干部问责的力度越来越大,成效也越来越显著,问责制逐步进入了全面构建阶段.但是,由于我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建设仍处于探索发展中,问责还存在不少问题.党委、政府问责的水平还不高,问责难度较大,问责随意性较强;问责"治病救人"的功效不强,被问责者往往是前"问"后"继";不少"下课"官员悄然复出;公众在问责中的参与度不高;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问责等等.因此,领导干部问责制亟需完善.当务之急是要从制度、法律、文化的三维层面来完善领导干部问责制,提高党委、政府的问责水平,使问责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确保问责的公平公正;稳步提升公众的问责参与度,让公众充分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当好国家的主人翁;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权责意识,使领导干部树立"有权必有责"的理念,尽职尽责,当好公仆,减少被问责的风险.     

深化问责研究（三篇）——深化问责研究 建设责任政府

2008年，生产安全和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一批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中国政坛掀起“问责风暴”。与此同时，中纪委监察部根据中央要求，正在起草制定有关行政问责以及党政领导问责制度的规定。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问责制度，我国问责制的提出和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2008年的“问责风暴”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和启示？本期笔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专家学者，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关于健全我国信访问责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访问责制的影响在不断的增大，并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然而，信访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实际的运行中，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问责文化落后，权责不明，问责主体缺位等。针对这样的现实情况，为完善健全信访问责制，应加强营造和谐“问责文化”，科学界定权力和责任，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工作。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常态化的路径探讨

近年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风暴”此起彼伏，从中央到地方都积极开展党政领导干部的实践，但由于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起步较晚，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制度上都处于发展阶段。党政领导干部亟需从“非规范化”向“规范化”深化，从“弹性问责”向“程序问责”转变，从“同体单一问责”向“异体多元问责”发展和从“过错问责”向“绩效问责延伸”等四方面进行长效机制的构建。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特点、困境和出路

“非典事件”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和实施的历程呈现出若干显著特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行政内体制式问责、上级权力式问责、非均衡式问责等造成发展困惑和难题,从狭窄、封闭的行政问责制走向全面、开放、均衡的民主问责制需要合理的解决机制.     

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薄弱环节与对策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强化官员责任与改进政府管理的有效制度,是转变官员权责理念的逻辑必然,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理念与丰富的价值意蕴.但领导干部问责制在中国推行起步较晚,当前存在着异体问责薄弱、职责界定不清、问责范围过窄、程序设置简单、问责文化滞后等薄弱环节,因此亟须探求破解路径,从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文化等维度去推进官员问责的制度创新,以期对提高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裨益.     

问责制执行力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香港的经验与启示

执行力是问责制的生命，执行力的高低决定了问责制的作用效果。问责制的执行力与问责制本身的科学性、配套制度的契合度、问责制的执行环境三大因素紧密相关。香港在高官问责制执行力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问责对象明确，问责主体多元，能及时完善配套制度，形成了浓厚的“问责文化”。这些对提高内地问责制执行力都有重要的启示：必须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实现权责对等，增强人大、司法、媒体的外部问责，建立科学的绩效考评制度，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官员的法治意识和社会的法治水平。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中国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建构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效能政府的重要前提。作为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新动力,行政问责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我国行政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对问责制的理解存在误区;职责划分不明确;问责主体存在缺位;行政问责的制度建构不完善,随意性大;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是:理清党政关系,实现“权责对等”;强化异体问责力度,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信息公开,政府透明;完善问责救济制度;建立行政责任考评和追究机制,规范各级官员的行政责任。     

困境与出路: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启动以来,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仍然存在着严重困境,主要表现在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对象不清、问责弹性过大和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等方面,其形成原因在于思想观念不合理、权力责任不对等和法制建设不配套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行政问责制现存的问题,走出困境,必须从营造“问责文化”,完善权责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和强化监督机制等方面寻求对策。     

关于被问责领导干部复出问题的思考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后能不能复出.应该如何复出，不仅是干部问责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当前民众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在中央出台《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之前，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也在经常性地搞一些干部问责，尤其是在出现一些重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事件的时候，     

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一年多来，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它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也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试析行政问责主体多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困境——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自“非典”事件以来，中国不断加大行政问责的力度，行政问责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首先需要建立多元化的行政问责主体体系，形成以异体问责为主，同体问责为辅的行政问责制度。然而在实践中，信息不对称、媒体言论自由欠缺及权力机关薄弱等问题却阻碍了行政问责的效力，因此亟需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扩大大众媒体在行政问责中的作用。     

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实施还面临许多问题和难点,需要认真研究,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区分等问题.     

领导干部问责制探析

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推行,是建设民主政治和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在问责制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突出领导责任,全面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要强调“人本”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有机结合,切实做到问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建国以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历史探索与完善方略

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权力的制约监督是新时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建国以来,党结合运动、实行责任制、民主监督、党的政治建设等措施有力地推动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向前发展。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方略,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新时代,理清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历史脉络,总结不足,完善方略,彰显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时代价值。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