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西方定量研究述评

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是西方民主中一个争论不休的核心问题，除了在“应然”上引发了从古至今的见仁见智外，在“实然”的影响上也引发了多种定量研究方法。这些定量研究可概括为早期的二元研究、单一时点的公众意见和政策一致性研究、时间序列的公众意见和政策共变相合性研究、公众意见和政策意识形态共变相合性研究和单一议题的深度研究等五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的总体结论是公众意见对公共政策有较强的影响，西方学者的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忽视不太显著的议题而夸大了公共政策对公众意见的回应性。鉴于此，我们还需要结合定性的以及理论的规范研究，才能把这个问题看得更加透彻。     

公共政策创新及其限度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与时俱进，是以新视角看待新情况，以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创新不仅是东方的问题，也是西方的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不仅是今天的问题，也是明天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系统地研究过“创新”。在他看来，“创新”就是突破一种僵化均衡进而寻找另一种新均衡的过程。“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形：第一，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新的产品质量；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异化与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的继续和深化，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在制定阶段利益博弈中失败的群体，会继续在公共政策执行阶段施加压力，影响政策的执行。同时，政策执行者作为特定的利益群体，会对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在执行中予以异化，严重影响政策目的的实现。这严重影响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管理，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异化加以分析，并寻找其解决之道。     

浅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异化与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的过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的继续和深化，因此，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在制定阶段利益博弈中失败的群体，会继续在公共政策执行阶段施加压力，影响政策的执行。同时。政策执行者作为特定的利益群体，会对不利于自己的政策在执行中予以异化，严重影响政策目的的实现。这严重影响了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管理，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异化加以分析，并寻找其解决之道。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政策活动的功能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公平、平等和正义的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层次结构在分化，利益关系格局在调整，导致我国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现象越来越多。公共政策活动具有协调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各群体之间机会平等、保证公平正义以及促进社会变革求新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即公共政策活动问题的情境化、公共政策活动主体多元化、公共政策活动议程的公共化和公共政策活动运行的透明化。     

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政策

新媒体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完善具有积极影响，但新媒体收集的民意扩大了非理性化、非规范化的参与，数字鸿沟和网民层次不合理也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因此，公共政策应利用好新媒体，扬长避短：发展完善电子政务，完善网络参与机制；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素养，规范公共政策中网民议政规则。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公共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公共管理整体水平的提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公众参与是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研究、分析公众参与在公共管理中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寻求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程度的有效途径，是提升公共管理效能的重要手段。     

论微博兴起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微博作为一种新的网络传播媒介，其快速兴起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微博兴起开启了民意表达的新方式，促使政府打开“政策窗口”，推动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拓宽政策备选方案的选择空间，进而优化政策方案；另一方面，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微博空间的虚假信息和过量信息等，很可能使政策制定者陷入真假难辨、无所适从的境地，造成公共政策制定的失误。因此，如何合理地利用微博，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科学、更反映民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中国与西方国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之比较分析

西方国家公民的政策参与是在公民自治过程中起步的,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公民参与系统,政府也已把公民参与作为政策工具,公民的政策参与方式多样化、效果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参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路径得以拓展,但与西方国家公民参与的实践相比还有许多不足。借鉴他国的经验,我们要健全和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和机制,培养公民资格与参与能力,使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把公民的政策参与推进到一个较高层次。     

浅析公共政策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区别

公共政策失灵是指公共政策未能有效地克服市场失灵,甚至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或加剧了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失灵是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超过了市场失灵本身会导致的效率损失。从政策系统、政府角度以及市场角度三方面分析,公共政策失灵不能完全等同于政府失灵。在区分二者时,一方面要看到其他的力量对公共政策失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失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府利益

政府利益是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偏离了公共利益的非常态利益。政府利益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只要公共政策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利益对公共利益的侵蚀就是一种永远的威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存在政府利益最直接的原因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机制缺陷，为政府利益的介入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不良公共政策利益导向的矫正

公共政策的利益导向关乎大众百姓的切身利益。实践中,不良公共政策利益导向严重危害公共政策系统,加剧公共政策的非公共性,导致社会阶层间的对立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部分公权力发生异化、法律法规相对薄弱、社会价值观发生扭曲等因素所致。因此,应建立合理的公共政策评估体系,加强对权力异化的遏制;规范法律法规,增加政策透明度,强化对公共政策的监管,进而使我国公共政策利益导向集聚更多正能量。     

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手段。而在我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中,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公共政策的形成模式。这种政策形成模式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实政治的发展迫切要求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其关键是要使党政关系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     

政策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及作用

政策在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国家管理活动的一种手段,是社会活动的规范与准则.它的核心地位必然决定着它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即制约性作用、导向性作用、管理性作用、分配性作用.     

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理论思考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制定政策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政策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关系及我国政策取向的世纪扭转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我国的政策取向基本上是“扶强”，进入新世纪之后，为了社会公平与和谐，开始转向“扶弱”。这种方向上的扭转属于整体再构，而非枝节修补，由于其工程浩大，整体配套至今仍远未完成，特别是有三大难题亟待破解：一是西部资源开发收益如何分配；二是国家公共财政如何覆盖农村；三是垄断行业如何限制超高薪酬。     

利益协调中我国公共政策的选择

经济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权益保障失衡和社会保障不公等利益关系的失衡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运用公共政策协调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重新界定公共政策的主体,改革政策议程设置方式。     

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价值生成探论

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科学发展内涵中的以人为本是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生成的核心取向。社会转型期多元利益的出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分配要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标是公共政策以人为本的价值生成动因。构建民众广泛参与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建立公平的公共政策体系是公共政策以人为本价值生成的路径依赖。     

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合法性危机的展呈、危害及其矫正

公共政策合法性危机的一个重要向度是政策主体危机。政策主体危机往往会带来降低公共政策威信的消极性后果。型塑和完善以政策决策主体为核心、参议主体和参与主体共同参与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合理的决策权力体系是消解政策主体合法危机的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