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魏晋律令分野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法在魏晋时期实现了律和令两种法律形式的分野。魏晋律令分野是秦汉国家各方面制度渐趋成熟的反映 ,是汉代律令不断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的结果 ,也是西汉以来儒法合流、律学发达的结果。改朝换代也推动了律令分野的最终完成。魏晋律令分野标志着中国律令法体系的形成 ,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法系的特征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古法制文明论——以“法理”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中古时期,法制文明获得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法学理论还是法典编纂,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而"法理"概念的提出则为此时期法制文明发展和进步的中枢环节。为满足解决秦汉法制困局之需要,在汉魏以降政治、学术环境熏陶之下,"法理"概念应运而生,这是中古法制文明演变中的一件大事。中古法学以"法理"为法律之本,以论理辩难的逻辑方式求贯穿法律之通理,将先秦法哲学的宏大论述与秦汉法律注释学的微观考证连成一体,促成了古代中国法学理论的完整与成熟。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古律令制度的系统化与完备化,对中古法制文明之演进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今日之法学研究亦颇具启示。     

再论两汉经义折狱——以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为中心

对两汉时代的经义折狱,学界的诸种论点都只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在经义折狱案件中经常出现的“原心定罪”及与之相关的公羊学说究竟是一种主观主义刑法理论还是一种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事实上,在汉朝意识形态儒学化,且律令断罪又是汉代法律运行之基本模式的情况下,经义折狱的核心命题实为儒家经典与律令的关系,而所谓的主观说或客观说都只谈到了该命题的某个侧面.在两汉时代,经过董仲舒等儒生与朝廷权力的互动,在儒家经典与律令之间最终形成了以经补律、以经饰律、以经注律、以经破律等各种关系,王霸道并用的汉家法度也由此显现出来.     

律令法体系向律例法体系的转换

律令法体系对于分析中国古代法制史是一个重要概念，如果与律例法体系的概念相互配合将会对研究工作更加有利。战国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体系以律与令为主 体，是为律令法体系。明清时期例与律成为法体系的主体，可以名之为律例法体系。律例法体系取代律令法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的重要发展。两者的转换使得法律史上长期积累起来的一些矛盾得到了解决。     

试论中国传统监狱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监狱法律体系源于先秦时期以宗法礼制为核心的习惯法体系，秦汉时期转化为以律令法制为主体的成文法体系，律令二者为监狱法律体系的基本形式。魏晋以后，律令二者性质发生分化，以《狱官令》及《捕亡令》为代表的令成为监狱法律体系的基本形式，而从《囚律》分离出来的《断狱律》及《捕亡律》之类的律则成为制裁违法犯罪的刑事立法。宋元以后，监狱立法出现多元化趋势，监狱法律体系由令、格、式、例等各种法律渊源构成。至明清时期，除《刑令》、会典、刑部则例等外，出现了提牢条例或提牢章程等专门的监狱立法。     

论张家山汉简《收律》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重要的简牍、帛书文献在我国相继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接连不断的惊喜。这些文献在价值上足以和王国维先生所谓“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相媲美,其对法律史研究之巨大价值亦不言而喻。众多失传已久的古代律令、流沙掩没的司法文书、深藏墓穴的先秦佚籍,它们的再现每每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在法律史学界,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样受到广泛重视。目前文献之出土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屡有重大发现见诸报端。本期特组稿件对此问题予以研讨,并以之纪念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20周年。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张伯元教授抱病为本刊撰写专稿,在此特致谢意。     

“服制定罪”创制探原

瞿同祖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变迁时指出,《晋律》开以"服制定罪"之先河,该观点对学界颇有影响。然稽诸两汉史籍及出土简牍资料,多有以五服治罪之案例、律令、诏书和律章句。深度探究发现,汉代为缓和社会矛盾及加强社会治理,全面推行丧服礼制,自觉运用服制限制秦夷族连坐遗风,禁止亲属间的违礼相犯。随着丧服之礼与律令的有机渗透,至东汉中后期,服叙已成为处置相关案件的参照标准或基本依据,还形成了"礼教与是非曲直并重"的司法模式。这些环节在相关史料中都得以显现,展示了"服制定罪"在汉代发展、创制的完整过程。     

明清国家的法律宣传:路径与意图

传统中国的法律的公布和宣传,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明清时期,法律明确规定了讲读律令的条文,要求帝国官员必须熟读律令,通晓律意,并且据以处理行政事务和审理诉讼案件;民间百姓如能做到熟读通晓律意,可以享受减轻刑罚的待遇。实践中,明清时期法律宣传的主要途径包括:宣传国家的基本法令,张挂法律摘要、特别条例及各类告示,公布案件裁决,宣传圣谕等。以此作为政治统治的策略和知识控制的手段,并向民众表达一种意欲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想蓝图。     

秦汉简牍中的不孝罪诉讼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大批重要的简牍、帛书文献在我国相继出土,给学术界带来了接连不断的惊喜。这些文献在价值上足以和王国维先生所谓“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相媲美,其对法律史研究之巨大价值亦不言而喻。众多失传已久的古代律令、流沙掩没的司法文书、深藏墓穴的先秦佚籍,它们的再现每每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所在;在法律史学界,对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同样受到广泛重视。目前文献之出土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屡有重大发现见诸报端。本期特组稿件对此问题予以研讨,并以之纪念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20周年。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张伯元教授抱病为本刊撰写专稿,在此特致谢意。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汉代是德主刑辅理论被奉为官方主流法律观的开始,但在分析此种现象时,学界习惯性地直指武帝时期且忽视法思想置身于其间的权力结构。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权力结构是所谓的"皇帝政治",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权力形式都是随着皇权观的演变而被调整的。在汉代,经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及其后各朝,皇权与儒术的联系日益密切,德主刑辅理论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所以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主刑辅理论兴起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中国权力与法律的共生性关系。     

关于汉初以黄老为统治思想的质疑

汉初高祖至景帝时期朝廷治国思想并非黄老之学,而是以儒家学说为主.理由如下:刘邦在即帝位之后,由轻儒转为重儒,以太牢祀孔子为具有重大象征意义之举;惠帝之无为,是由于无法有为,他思想上倾向儒家,对曹参之无为有不满表示;吕后行事完全不合于黄老,"制政不出房闼"乃是太史公微言讥刺;文帝好道家之学主要表现为立身处世的谦卑态度,而其治国的主要思想是儒家学说;景帝在窦太后的威压下不能进用儒生,但也未服膺黄老,"独尊儒术"实际胎育于景帝之时.汉初朝廷真正服膺黄老者只有二人:一为曹参,但他仅担任了三年汉廷相国;二为窦太后,她崇奉黄老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力,而非治国.     

论汉隋间法律文明的转型——以汉隋间的四部《刑法志》为主线

《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既勾勒出秦汉直至隋代这一历史阶段法律发展的宏观景象,又记载了当时法律实践的诸多细节.秦尊法家、汉承秦制后,已经建立起形式法律观.西汉中期以降,儒家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实质法律观逐渐形成.自汉末至晋隋时期,法律儒家化不断加深,由此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式君...     

Natural justice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legal philosophy revealed i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s one of the major Confucian classics focusing on natural justice and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via cosmic dynamics and its harmonious eternity. The rule of the saints modeling themselves after the heaven’s virtue is advocated as the so-called rule of man, or the rule of virtue, in which natural harmony in the cosmos is believed to be the manifestation of eternal and universal justice. Both the editors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in pre-Qin dynasty and its commentators in the Tang dynasty have availed themselves in repudiating the legalist utilitarianism abused in the despotic Qin dynasty and empty-world thoughts of Buddhism prevalent in the Tang dynasty by virtue of natural justice and cosmic fairness in heaven-mandated- nature theory. Their academic endeavors are directed at consolidating cosmological faith and moral fairness for Confucian political ideology in self-disciplining, family establishing, country ruling, and world harmonizing.     

传统刑法与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含有人道主义、人本精神、人性、人权的丰富内容。“以人为本”的说法最早出自先秦法家管仲之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在历代刑法思想、刑法制度,以及刑法条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和具体的体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值得我们借鉴。     

为礼所缚的汉代皇权——有关礼之规范功能的一个考察

在中国古代,礼无疑是一套自洽的规范。法律史学界一般只论及礼对法典的影响,很少探讨礼本身,更缺乏对礼治场景的细节性分析。由于汉朝是儒家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初始阶段,因此汉朝皇权与礼制的关系是考察这一问题的有效切入点。在汉代,董仲舒"天人三策"之后,儒家思想与皇权的关联性日益强化,学习儒术出身的官员或者说儒吏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对礼制的守护将博得儒吏群体的忠心和支持,他对礼制的违反则将导致儒吏群体的口诛笔伐。礼的规范功能正是在皇帝与儒吏群体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它所蕴含的独特法律意味也因此获得阐释。     

汉魏晋“故事”辩析

故事即旧事 ,是本朝或先王的已行之事。在汉魏晋三代 ,国家遇有重大之事时多援引故事以寻求经典依据。晋时还将典型故事修定汇编 ,与律令并行 ,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近代学者们对故事的认识颇有分歧。本文运用大量史料 ,辨别分析 ,论证汉魏晋故事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规律 ,揭示故事与品式章程、制诏、律令的辩证关系 ,明确故事与例、比之间的大同小异。     

出土文献的法学价值

20世纪的出土文献令世人瞩目,相关研究成果扣人心弦。出土文献中大量的法律史料,如: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张家山出土的《汉律》、银雀山出土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与《周易》、郭店出土的儒家与道家文献以及其它古佚书,等等,使久已失传的律典及法律思想方面的文献得以重现,为改写中国法律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广阔的空间。     

法律的原典与原典的法律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普遍承认儒家的"六经"为其原典,研究法律文化应遵循其原典精神实质。武帝独尊儒术,将"五经"入学官,从此经学成为儒家的专学,五经的原典精神也就成为儒家的理论,经学思想同时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汉儒又用经义决断疑狱,经学与法律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法系的原典。这种原典文化与刑律的完满结合由《唐律疏议》的编纂而完成。中国古代法典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水准,与参与立法者都是当时最具实力的"通识之士"、由硕儒编修有着直接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极为重视法典的修纂,其宗旨并不在于个别法条的轻重缓急,更在乎整体法典所内涵的原典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