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治释义

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作为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治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呈现出了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实行良善之治的符号。现代法治是有品质德性的规则之治,不仅要求具备形式层面的良好特质,而且注重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是其品质德性的高度凝练与充分表达,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同法治实践的共同分母,并为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及操作路径。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中国法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

根据其发展层次,法治可以分为浅层法治与深层法治,而根据其涉及的问题领域,法治又可以划分为经济法治、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法治是生成与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以依法而治为核心的浅层法治的建设,通过公民抵制政府不法行为的抵制权利的确立与宪法化,通过政府赔偿制和问责制的建立,中国才有可能建设戍为以自由和平等为价值取向的深层法治;同时,只有通过经济法治的建设,把成熟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规则转化为政治市场中的政治规则,才有可能扩展为政治法治与社会法治,从而实现全面法治.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迫切要求。经过多年的法治文化建设,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有了明显增强,知法、守法正逐渐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少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增强。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文化素质,必须把握三大要素,也就是把法律信仰、法治理念和法治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未来法治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回答了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思想旗帜和理论灯塔.在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统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高立法工作质量效率,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法领域改革,加快法治经济建设,加快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建设新型国际法治,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推动我国从法治大国走向法治强国.     

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展示了科学方法，描绘了宏伟蓝图，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脱胎于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的法治理念，努力推动人类法治文明进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统一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握宏观战略，要明确其战略定位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特征是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主要目标是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多维度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不断深化新时代法治领域各项改革。     

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

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包括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四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可以认为"法治中国"是后三者的上位概念。后三者是"法治中国"的基本要素。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等四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统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

建设法治国家,需切实提高各级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文章以此为出发点,阐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的涵义及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提高其运用"法治方式"的能力。     

论法治道路、理论与体系的拓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命题的提出,在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方面得到了全面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法治道路上的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对西方法治理论优秀成果的学习与借鉴,更是对西方法治理论的拓展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命题、新概念,既是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拓展与超越,更标志着执政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识,升华到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密切联系的新阶段.     

实质法治观视域下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构建

法治绩效考核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当前的考核在法治理念和制度定位上存在重形式而轻实质的倾向，呈现出指标失灵和数据失真的双重困境。在依宪治国的背景下，应秉持实质法治论，在体现形式合法性的基础上，将法治的内在价值运用到指标设计和考核机制中，改造“锦标赛”体制的弊病，实现考核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应强化法律监督主体的考核主体地位，探索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良性互动的考评体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重视考核与监督整改的有机衔接，将考核的客观结果转化为可以推动法治建设的组织力量，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法治拓展述要

法治中国的建设正处在不断拓展之中,在法治拓展的过程中,社会生活诸领域已经初步实现了法治化,但法治中国仍在路上.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与法治自身不相适应的观念、习惯和做法,仍需不断拓展法治的深度与广度.立足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成就,从中国法治的现实呼唤法治拓展、从"党领导法治"拓展到"党实践法治"、从"实质法治"拓展到通过"形式法治"实现"实质法治"、从法治的工具价值拓展到法治的目的价值、从"法治模仿"拓展到"法治自信"等视角.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方略和实践

党的十九大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创立新思想,形成新方略,引领新实践。"八个明确"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十四个坚持"精准概括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定位和基本方略。如何将"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创造性地运用于法治领域并转化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指导思想、基本方略、实践路径,是当前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方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探索性地把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方略新实践概括为保持法治定力、发展法治理论、提升法治方略、拓展法治道路、深化法治实践、统筹法治改革、建设法治强国、加强法治领导。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行政程序法治与法治政府

行政程序法治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与前提.我国的行政程序法治在观念上、立法上、执法和司法审查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是转变观念、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严格程序违法责任和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改善当前的行政程序问题.     

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量化法治中国实践研究

量化法治是指将社会学、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融入到法学研究当中,用量化的数据来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法治化水平。量化法治不仅在法学研究方法上是一项重大创新,同时对法治的实践也有重要意义。量化法治这一课题在国内外都已经有过一些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国的量化法治虽有了一些尝试,但总体仍处于探索阶段,其中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总结和研究我国量化法治实践当中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今后法治指标体系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