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分析的学位授权制度评估

我国学位授权制度建立以来对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现行学位授权制度的不适应性已非常明显,有必要对其进行评估与改革。在界定了学位授权制度的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的基础上,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由于居主导地位的政府过分关注制度的工具价值而忽略其终极价值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实施中表现为无法有效适应社会需求,并受到高校机会主义行为的强烈冲击。以博弈论为工具剖析了问题的现实起源,进而指出行政首长推动的,以平衡不同价值取向、吸纳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度运行为手段的制度演化将是其实现变革的可行路径。     

儒家和谐思想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在儒家八条目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它的核心就是和谐。可以说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追求和谐是企业管理的终极价值目标,因此我们要利用儒家和谐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为现代企业管理服务,但在追求和谐的同时我们要反对折中苟和、和而无争、求和去异、重情轻法、重义轻利等错误倾向。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领导新理念:幸福管理

管理情境和人性的重大变化要求领导者应从幸福的视角来审视管理的终极之善,为此提出了幸福管理的内涵,并回答领导者增进幸福管理的途径,指出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才是组织的终极目标,通过组织结构信息成本最小化和生命成本最小化的互动耦合可实现幸福最大化.最后,从组织结构的信息成本和组织人员的生命成本两方面构建了幸福管理的二维结构框架.     

中国管理理论落后的原因探讨

本文先从经济环境、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矛盾、管理活动自身的矛盾、文化价值的选择等方面分析西方管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以此为对照,分析当今中国管理学的现状,并揭示了有着厚重文化积淀的中国为何未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的原因.     

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评析

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根源。它在新的层面上继承并张扬了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取向,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种主要思潮。它的主要表现是真理的放逐、价值的失落和历史的碎裂。哈贝马斯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则与其他流派不同,他们是站在理性的基本立场上,通过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建立起自己的交往理性理论,以适应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     

论利益平衡的法律控制

利益平衡是法律的价值取向,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成为法律的目的和任务.立法以权利与义务为利益调节机制.司法的终极目的是维护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司法的理想目标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     

关于中西方管理差异分析的文献综述

中西方管理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渊源，风格迥异，加上中西方管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各不相同，中西方管理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当前管理缺乏规范，管理质量和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差很大。在对比中西方管理的差异过程中，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的管理模式尤其是企业管理的问题和症兆所在，追究其产生的根源，借鉴西式管理的可取之处，探究更适合我国企业管理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以便能更好地促进管理理论的创新、实用、和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无形资产价值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并具有“对出资者保值增值的责任”,决定着企业法人(董事会)和承担经营责任的总经理必然遵循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原则,并以此作为目标。对于这些年来被有些人视为不产生经济效益的思想政治工作,将由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等原因,很可能在资源配置上减少对其投入而导致削弱。由此,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峻。事实上,已有不少企业步入这一误区。如何改变这一错误认识造成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态呢?我们认为,如果能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素中揭示思想政治工作价值,会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改变某些人的偏见。本文试从无形资产这一产权内涵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作些探索。     

英美等国公司治理模式与古典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十分严重,经营者和一股独大的大股东的代表者联手损害其他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这些现象阻碍着我国上市公司和股市的健康发展。借鉴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股权结构模式的现实和契约关系的古典理论,有必要在我国建立核心雇员董事和个体股东董事制度以及确定股票长期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财务目标。     

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根源探析

本文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可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这三个社会生活中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方面加以考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可从经济发展基础、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前景三方面来探讨；政治根源可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前景方面加以分析；而思想文化根源，则可从认识主体认识发展的局限性，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冲突的层面进行透视。     

略论环境友好型社会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机制是人们追求自我价值、捍卫自身利益的社会表征性路径和平台。完善和畅通利益表达机制是社会环境和谐友好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体制性内在要因。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健全民主法制、建设利益表达主体、建构和畅通利益表达双向互动机制，有利于化解利益矛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协调发挥“总的合力”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学习恩格斯晚年书信的一点体会

恩格斯晚年书信对社会发展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提出了经济并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影响并决定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相互作用"或"总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恩格斯晚年书信实现了从"经济决定论"到"综合决定论"的转变,深化了唯物史观,对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偏差,坚持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生态政绩观:生态文明建设中政绩观的新向度

生态政绩观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以生态价值优先、整体利益最大化、未来利益至上为原则,以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理念.树立生态政绩观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建构生态政绩观必须实现价值观的生态转向:从经济理性转向生态理性,从个人价值诉求转向整体价值诉求,由单一价值诉求转向综合价值诉求,从无视成本价值诉求转向生态成本价值诉求.     

村民自治制度的宪政之维

中国的宪政转型是传统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复杂过程.村民自治制度是这一过程的产物.市场经济、村民自治和宪政三者的价值并非互不通约,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是将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村民自治制度依托于市场经济.从市场经济所推进的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进程中产生,以宪政作为终极价值鹄的.     

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成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表现形式。改革中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利益调整的失衡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根源;广大群众较为严重的政治依赖性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根源;公民开放意识、权利意识的增强与不适当膨胀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思想根源。     

经济转型期地方院校教师职业道德困境与突破

伴随着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观念和价值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地方院校教师面临职业道德规范与市场经济利益的冲突与困惑,部分教师道德失范问题严重,不能有效履行岗位职责。为此,有必要正确认识和对待教师职业道德和经济利益回报之间的关系,在尊重教师谋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合法权益的同时,恪守职业道德操守,有效履行职责。     

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利益协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利益协调思想主要包括经济利益协调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经济利益协调的本质、经济利益协调的基本原则、经济利益协调的基本途径等四方面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利益协调思想为化解我国当前的经济利益冲突提供了基本思路。     

利己主义与自我实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批判的一个视角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尤其是他的利己主义思想。对施蒂纳的思想从理论基石、思想根源以及思想史的角度做了多层面的批判辨析,对我们今天理解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真实关系有着有益的启迪意义。     

党组织促进国企员工全面发展的可行途径

作为社会重要组成单位之一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固然是其最主要的目标,但必须强调的是,现代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物质利益的增长,而更应重视作为影响企业发展最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决定性因素——人(员工)自身的全面发展,要正确理解"企业发展"与"以人为本"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努力实现企业与员工的良性互动,共同进步、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