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与式预算的现状分析

参与式预算是晚近在公共预算领域兴起的一种由公民直接参与到公共财政资金分配过程中的新型预算决策机制。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后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所借鉴。我国的浙江温岭首先于2005年在"民主恳谈"的基础上进行参与式预算改革,此后无锡、哈尔滨、焦作等地也先后推行参与式预算并且取得了不少的成功经验,但是参与式预算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着一些障碍。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纷纷引入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以民主的分权、商议民主、赋权于民和自治为基本内涵的参与式治理主要体现在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监督,其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社会要件和政治经济要件。实践证明,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以兼容的冲突。学习并借鉴既有的参与     

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扩展的困难与对策

参与式预算是一种民众能够决定,或者有助于决定部分或全部可支配预算或公共资源最终用处的机制和过程.其本身具有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有助政府赢取支持、有利公民监督政府和预算公平等价值,但在中国的扩展会面临一些主客观的困难挑战.本文在对困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继而对参与式预算在我国应如何扩展作了初步探讨.     

从民主恳谈到民主预算——温岭参与式预算的创新及完善

浙江温岭市从民主恳谈发展到民主预算，在全国开创了县市级试行参与式预算的先河，有许多创新之处，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基层公共政策参与的一种新形式。但也有一些制约因素，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民生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一个地方乡村治理的新技能与新策略

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应如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事关民生的决策,应以怎样的标准、在什么时候、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这是当今基层公共管理者迫切需要深思和回应的问题.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2005年在事关民生的公共基建项目安排上,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使公民参与到民生决策中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本土基层民主政治有了一定基础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新技能与新策略,较好地回答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即:事关民生决策时,在所辖社区范围内,对所有公民,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以设计精良的程序邀请和吸引公民参与.泽国的善治样本带给我们的启示和价值意义在于:通过设计精良的公民参与程序,赋予公民参与民生决策的全过程,从而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一致,保证了政府的行动镶嵌于社会之中,创新了协商民主形式,最大化了公共利益.这一地方经验,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制定和规划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极具启示意义.     

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拓展——异体问责的视角

公民参与式民主能够完善异体问责的理论和发展路径,而异体问责作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重要体现,能够为公民参与式民主的发展提供新视角。公民参与式民主理论强调公民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公民可以通过制度保证对政府管理进行监督问责,政府必须对公民监督问责做出积极回应并改善行政管理。民主模式从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发展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20世纪中后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对代议制民主的批判和重构中逐渐发展成熟。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参与式民主实践逐步深入,从而加强了公民作为政府异体问责主体的地位,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宏观领域的行政民主、中观领域的电子民主、微观领域的工业民主。     

公开预算：促进公民社会参与政府预算过程——基于IBP《公开预算问卷》的分析

公共预算是对公共收入和支出进行决策的过程，它不但决定着经济资源在公私部门之间以及竞争性公共需求之间的分配，而且逼关系到政府责任的落实、行政绩效的提升以及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国际预算项目（IBP）设计的《公开预算问卷》就是为了促进公民社会参与政府预算过程，获知预算信息，参与预算监督，构建责任政府。本文从介绍国际预算项目2004年的研究成果入乎，分别从“政府预算文件”、“监督与评估报告”、“鼓励立法和公泉参与”三个方面论证推进财政透明、实行“阳光预算”对于提高经济绩效和建立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我国现行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已取得成绩和尚存在不足的剖析，提出公开预算．促进公民社会参与预算过程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     

评公民参与和地方治理理论的创新

公民参与作为公共参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体现出公共治理的基本价值;公民参与是治理理论针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缺失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回应;公民参与充分体现治理理论倚重的社群主义和合作主义的思想;新公民参与运动在实践上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在公共决策中公民参与形式的创新,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在公共治理理论中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公民治理是更高层次的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参与式预算与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新河公共预算改革的过程和逻辑

新河的参与式预算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从体制外自发生长到体制内有机融洽为过程,以民主理财,完善委托代理机制为主要内容,以公众参与为基础,以激活人大机制为目的,以重构政治生态环境为指归的独特的文本.通过对其的解读,试图回答公共预算改革为什么会发生在新河;如何使政府的目标函数与公众的偏好相符合;通过什么样的路径缩短委托代理链;新河预算改革的实际意义和应用价值何在;今后的指归是什么.新河的参与式预算是一个基于公众与政府之间和谐理念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创新,是对传统公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变革.通过这样的创新和变革,树立了凡是与公众有关的事情都应让公众知道的思想,提高了预算编制的透明度和参与度,践行了治国的根本.这是一次人大与政府互动关系的良好发端,通过激活人大而对政府实行真正的制衡,是政治生态环境的重构过程,是新河参与式预算的实际意义所在.新河的阳光试验,正在为我国的公共预算改革探路,并为之积累经验,它将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及实现逻辑——基于上海M区案例的研究

现有文献述评表明,以整合人大和多元行动者参与预算过程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对于激活人大预算监督,化解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困境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走在改革前列的上海M区的调查,探讨该路径下的改革如何进行及实现逻辑。研究发现,参与式治理技艺的引入和预算修正权的落实有助于实质性监督的开启,但良好监督绩效的取得不完全取决于人大自身技艺权力的完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态治理系统中预算环境的培育、权力结构的支撑以及行动者动力机制的构建。这一改革逻辑的彰显有助于基层人大参与式预算治理创新的推动。     

政府治理与政策过程中的协商民主

推进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以及政府治理范畴内的协商民主的四个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也就是回答公民参与是否是必要的问题。二是公民参与到底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从公民个体、政府(部门或者工作人员)、专家三方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每一方面的立场可能都是权变的,这样的立场差异将会直接影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各个环节。三是协商民主是否能够被有效实施,并渗透到现有的公共政策体系当中去。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将会慢慢地由形式主义发展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制度形式。四是如何在实际政治过程中切实推动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以在政府治理范畴内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实践。     

参与式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参与式治理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是我国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参与式治理的关键在于公民赋权以确立公民参与主体资格,核心在于民主协商以保障公民在场表达利益,基础在于自主治理以建构公民主体性社会。在我国构建参与式治理模式需要加强分权制度改革,创新公民参与治理载体;发扬协商民主精神,畅通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推进社区自主治理,提升公民自我治理能力。     

迈向务实民主的国家治理之路

中国治理经验的解释必须破除西方中心论视角,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治理分析框架。借鉴务实主义相关思想,梳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治理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务实民主是中国治理模式的最大特点,在党的领导、公民参与、有效治理以及权力监督等方面展现中国特色务实民主治理之路: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党政体制实际,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民主治理框架;另一方面遵循"问题导向—反思—调适"的经验学习路径,助力民主治理从动员式民主走向参与式民主。     

公民参与的深度扩展:从代议民主制下的传统政府管理到治理

公民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平等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基准。在代议民主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有:选举、个人或者集体形式同政府的接触、少量的直接民主等。公民通过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发挥重要影响,但传统政府管理的某些结构性缺陷也制约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与之相对照,在近年兴起的治理实践中,公民被赋予了积极的治理主体资格,因而能够在公共生活中进行更有效的深度参与。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参与式预算的公共投资效率意义——以浙江温岭市泽国镇为例

主要的论题是政府在公共预算制定过程中,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公共投资效率的最大化.采用了规范研究与实证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表明,公共投资效率的涵义是公共投入为相关民众带来福利的最大改进,其规范性制度意义是相关民众就公共预算方案达成一致同意.研究指出,实现公共投资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居民偏好的有效表达与偏好的集结;基于偏好表达与偏好集结的不可能性困境,在居民偏好给定的情况下,通过居民参与公共预算方案的讨论与协商,居民的偏好能够有效表达,并在协商过程中理性地、非强制地改变自己的偏好,进而就公共决策达成一致同意.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实施的参与式公共预算模式,有效解决了公共投资决策中的偏好表达与偏好集结的问题,促进了公共投资效率的实现,在基层公共预算制度改革中具有普遍意义.居民在公共预算制定过程中的协商参与,不仅使得政府公共决策具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公共决策满足了民众需求,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公共投资效率的实现.     

公众参与的协商民主价值与发展趋势

公众参与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实践中我国公民参与的形式丰富多彩，其中蕴含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价值。我国公众参与实践还存在一些问题，公众参与在公共决策中的应用应当实现效率与民主价值的恰当平衡。在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推动下，公众参与在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     

理论辨析与路径探索:西方参与式民主述评

民主和参与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但自由式民主和参与式民主对这一关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各有侧重点。参与式民主在修正和弥补自由式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如协商民主、治理、网络民主、基层民主和社会抗争等,拓展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述这些直接式、协商式、多元式、网络式、自治式、抗争式及其他直接式参与形式与内容,关注生活政治中的公民,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与善治,体现着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双重价值。     

协商民主视野下的政府公共决策与公民参与

协商民主理论为分析解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于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提供了重要启示:要求我们从我国社会现实实际出发,增加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协商性.具体来说,政府要树立公民本位的价值理念,完善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实现政府决策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化,提高公民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素质和能力.     

中国乡镇人大预算修正案何以进行——来自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的案例研究

预算修正议案是在代议机关行使预算修正权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中国地方实践中,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将本土原创的民主恳谈引入人大程序,启动了参与式预算,并成功地通过预算修正议案的设置行使了预算修正权,调整了政府的预算安排,优化了预算的支出结构,也使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权真正发挥了作用。其实际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乡镇人大的制度改革,重构了基层政权的政治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