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怀柔刑事政策的提倡与刑罚结构维新

刑事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目标是通过正确指导规范创设和刑罚裁量以满足社会遏制犯罪的需要。不同国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法文化背景不同,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国内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变化所确立的刑事政策就可能迥然相异。而刑事政策的选择与刑罚结构的构建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谐社会语境下,怀柔的刑事政策应当成为犯罪防控的主要战略。与此相应,刑罚结构也应当有以下一些实质性的调整:彻底废止死刑、社区矫正取代拘役和管制两种短期自由刑、废止没收财产刑并将罚金刑提升为主刑、扩展资格刑的内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差异反思

我国现阶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产生背景、内涵、具体刑事政策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二者的实质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跟其各自面对的不同犯罪刑罚模式、刑罚理念的转向和背后所反映的价值现有关.立足于我国社会现状,结合对犯罪是不可消灭的理性认识,只有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侧重于宽的一面才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网络犯罪作为与高科技相伴生的新型犯罪,对我国刑事法律中关于网络犯罪的罪名问题、刑罚问题、犯罪构成问题、刑事诉讼制度等产生了诸多冲击。针对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应当确定网络犯罪含义,选择恰当立法模式,增加刑罚种类,推进量刑适当,完善网络犯罪构成,从而完善我国网络犯罪刑事立法。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我国资格刑的新解读

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最强烈的时代主题。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时而出。这一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色彩,在刑罚结构上其指导思想是轻缓。我国目前重刑化的刑罚结构不利于该政策的实施。就资格刑而言,其对某些犯罪的惩罚与预防是足够的,并且具有积极的刑事政策价值。而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存在着内容设置不科学、缺少剥夺行为人特定职业资格等问题,应当进行完善。     

从刑罚特性看犯罪圈的界限

细观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存在和变化现实,会发现犯罪圈不断扩张的势头十分明显。这种明显的"犯罪化"趋势是对是错,学界观点不一,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受处罚,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有无必要对某个或某种行为动用刑罚权的问题,应当关注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可能,动用刑罚是否有效益的问题。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政策取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与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有区别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非法集资犯罪的基础罪名,影响该罪刑事政策选择的因素包括刑法的谦抑性、金融管制的缓和趋向及选择性司法的负作用。未来我国对该罪的刑事政策取向为：重新确立入罪标准,提高刑罚确定性并制定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     

论我国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未成年犯缓刑是针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刑罚制度,其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缓刑的理论基础包括刑罚个别化、刑罚谦抑性和教育刑等原则,应当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未成年犯缓刑制度予以完善。     

自首并非免死:关于自首在中国当下死刑适用语境中的反思——以药家鑫案、李昌奎案为探究视角

民众认为不杀犯罪人药家鑫、李昌奎不足以平民愤,许多刑法学者和法官则认为两人都有自首情节,根据自首可以从宽原则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应予以免死,但两被告人的最终命运都是死刑立即执行。深究之,这源于自首可以从宽是"可以"而并非"应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非唯"宽"马首是瞻而需"宽严并济","少杀、慎杀"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背后的逻辑并非"不杀"。综合考量两人实施犯罪的手段残忍、性质恶劣、主观恶性极大、动机卑劣、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因而虽有自首情节还不足以免死。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集资诈骗罪的死刑研究

集资诈骗犯罪是金融诈骗犯罪中唯一保留死刑的一个罪名,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罪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仍存在很大争议。从刑法的价值、我国的现实和世界刑罚发展的趋势来看,对集资诈骗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轻缓化的潮流,我国应当取消该罪的死刑,并对集资诈骗的刑罚配置进行完善,以便更好地发挥打击犯罪的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研究——谱系学的分析路径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其体系涵盖政治、文化、军事等许多领域.同样,他在刑事政策思想方面也不乏真知灼见.其内容主要包括从阶级观念出发,认为当时现实中的反革命犯罪是敌我矛盾问题,强调划清"敌我界限",一般刑事犯罪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求区分"是非";治理犯罪的工作机制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惩治策略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罚政策上主张灵活性适用.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与毛泽东所处的社会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解和把握有着内在的关联;与矛盾论等哲学思想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当前,系统研究毛泽东刑事政策 思想,对现阶段有效治理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刑法实施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刑法的实施,在刑法理念更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保障人权、宽严相济和尊重国际化趋势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总的来说,刑法实施六十余年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稳定、人民安全.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总体稳定,但是仍处于刑事犯罪的高发期,这给我国社会的稳定带来了冲击,也让刑法的实施面临了不小的挑战.展望刑法未来的实施,我们要继续坚持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进一步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进刑事司法改革、促进刑事司法的国际合作.唯有如此,我国刑法的实施才能朝着更为科学、文明、人道、公正的方向发展.     

毁损类文物犯罪的成因与立法完善

依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毁损类文物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个罪,而是类罪。它主要包括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4个罪名。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规制文物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毁损类文物犯罪日益上升,给我国的文物安全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立法的完善是有效防控犯罪的途径之一,针对我国毁损类文物犯罪的立法现状特点,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旨,扩大刑法的入罪法网,合理设计量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