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适用范围探析——兼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

近年来,刑事和解早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但由于之前刑事立法对这一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对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只有把犯罪客体作为首要标尺,并综合考虑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才能正确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但考虑到刑事和解在我国还是一项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新型刑事司法模式,基于公众的心理需求和提高司法效率的功利目的,当前有必要把罪行轻重也作为能否适用刑事和解的一个考量标准。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7条对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理论和实践中的争议,但这一界定仍存在不合理之处。     

问题与对策：“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以和解协议的规制为视角

本文以对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实践中存在的刑事和解适用标准不统一、适用率相对较低、适用程序不规范、和解方式单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介绍了针对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刑事和解机构、刑事和解流程等进行的试点改革，并提出了对刑事和解进行规制的建议。     

功利与公正:刑事和解实践的理性反思

刑事和解在我国作为犯罪处置模式,具有公权力推进型的政策性导向,由于追求化解纠纷,办案效率等因素,在刑事和解实践适用中存在异化现象。权力机关主持刑事和解的主体多元化,强力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与辩诉交易制度混淆,在刑事和解的案件适用范围上进行扩张,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甚至作为控制死刑的手段。理性反思刑事和解实践中的异化形态,应将刑事和解通过法益原则在实体上进行限制,控制在侵犯个人法益轻罪范围内,程序上明确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解内容、救济途径。     

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部门探索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新途径,它通过和解性程序达到恢复性结果,符合当今社会废复陛司法的理念。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掀起了一股刑事和解热潮的情况下,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却对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模式选择、适用阶段、制度保障等问题都没有厘清。因此,构建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我国刑事自诉制度改革问题的思考--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借鉴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包含着和解的因素,但它与西方刑事和解制度有着本质的差别,而且两者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程序等许多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优点对克服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弊端富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学习其优点对刑事自诉制度进行改革。     

超越功利：刑事和解适用的泛化与反思

刑事和解在我国作为公权力推进型的犯罪处置模式，伴随着政策性导向，有着强烈的功利性目的。因此在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泛化与异化的现象，刑事和解的主体多元化，公权力过度推进。为片面追求效率强力促成和解，刑事和解与辩护交易混淆，适用范围扩张，将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甚至作为控制死刑的手段。通过对刑事和解的理性反思，应将刑事和解实体上通过法益原则进行限制．控制在侵犯个人法益犯罪的范围，程序上确立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和解内容、救济途径。     

审查逮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困境和对策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受到当前司法界的普遍关注.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诉讼法立法层面已有所确认,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日益成熟,而在审查批捕阶段,囿于受到立法不完善,配套机制不完善、执法理念陈旧等因素的影响,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仍非常有限.为此,本文拟对审查逮捕阶段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完善对策,以期对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有所裨益.     

法院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实证分析

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别程序,刑事和解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备独特优势.司法实践表明,刑事和解能一体化地解决传统刑事诉讼所忽视的修复社会关系、赔偿被害人损失、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和提高诉讼效率等问题.然而,当前刑事和解适用规模较小,司法适用上存在被告人适用程序不平等、赔偿数额不够合理、和解趋于形式化、公众误解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在准确理解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基础上,加大实践探索,不断优化制度,保障经济困难的被告人平等享有刑事和解的权力,有条件地制止漫天要价行为,构建起当事人真诚沟通、谅解的平台,并厘清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的误解.     

我国环境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路径探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对策。针对环境犯罪的特点,我国环境犯罪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应该通过以法律形式将刑事和解制度规范于环境犯罪、扩大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规范环境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阶段、施行特殊环境犯罪刑事和解追溯制度等措施来完善环境犯罪中的刑事和解制度,以便更好地推动环境治理。     

刑事和解的适用现状研究

目前刑事和解的适用状况,在体现其价值优势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缺陷,为此,应转变旧有的报复性司法观念,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阶段、次数、期限等进行统一立法,配套使用暂缓起诉制度和反悔和解协议的惩罚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必须完善关于劳务派遣用工形式的规定

劳务派遣用工方式，对于方便劳动者就业和企业用工、妥善解决地区间经济关系等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近年来，这种用工形式被无限制的扩大了使用范围，就显示出其负面效应来。《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务派遣的规定不很具体，在操作方面留下一定漏洞。必须抓紧时间，及时出台弥补性的规定，以保证制订和实施《劳动合同法》宗旨的实现。     

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公司控制权被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掌握。由于《公司法》中只有对股东才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致使大量滥用法人人格之行为得不到有效规制。目前可以采用判例制度以弥补现行法的缺漏，并最终以制定法形式完善我国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到其适用范围。     

成人高等教育中“工学结合”的常态化管理研究

“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出现,促使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成人教育必须进行自身的改革,以实现常态化管理。“工学结合”作为一项重大的理念变革,在实践中使教学过程包含了“工程”和“学程”的有机组合,也必然形成对“工程”管理和对“学程”管理的“共同治理”组织系统。要实现成人高等教育中“工学结合”的常态化管理,还需要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并选择好着力点。     

我国土地行政复议的检视与省思

土地行政纠纷是行政争议中的难点和重点,能否妥善化解土地行政争议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作为解决土地行政争议的法定渠道之一,土地行政复议因其灵活、便捷、经济、高效的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集中反映我国行政复议整体现状的一面镜子。土地行政复议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功能定位不清、受案范围狭窄和问责制度不健全,对此,我国应当打造土地行政复议的龙头地位,明确"以化解争议为主,附带实现权利救济和自我纠错"的功能定位,同时拓宽受案范围,规范问责体系。     

从“以人为本”的视阈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自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在实践过程中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导致在大众化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践的主体,因此,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必须把握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如何围绕人的＂主体性＂地位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当下我们亟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内幕交易罪的司法难题及原因、对策

近年来内幕交易案件频发,无论是"杭萧钢构案"还是"上海组龙内幕交易案"都在司法认定方面引起了理论和实务界的较大争议。这充分表明,在认定内幕交易罪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待解的难题。只有在对这些司法难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重构内幕信息的认定标准、改善内幕交易行为的取证路径、强化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完善机制设计,才能破解司法难题,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公正,保障证券法律法规得以遵守和执行。     

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作出了较大的变动,对公诉人不出庭、简易程序体系不清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革,但仍留下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法还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改变了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形式和审判期限,这样的变动在实施中又会产生诸如滥用简易程序,降低诉讼效率等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作用,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正,必须解决残留的旧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并对简易程序设立变通的证据规则、量刑程序和救济程序.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完善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存在着诸多难以厘清头绪的问题,立法目的并未明显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许多法律价值和理念之间存在难以统一的关系,有关方面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却不愿对难以统一的法律价值和理念进行取舍,以致一方面把大量没有相应情由的案件设定为自诉案件并允许调解、和解和反诉,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立极高的证据要求来限制在事实上可以成为自诉案件的案件。只有不再把"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作为自诉案件,该制度存在的问题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应对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进行减缩,使之仅有"告诉才处理"和"公诉转自诉"的案件,同时再降低自诉案件立案和开庭审理的证据条件或要求。     

督促起诉的实施情况及完善路径

督促起诉是检察机关通过司法治理方式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途径。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长效性工作机制,在开展过程中存在着适用范围有限、案源渠道不畅、缺乏法律强制性等制约发展的问题。应建立信息共享、惩戒衔接等配套机制,并赋予检察机关直接通过民事公益诉讼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