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效能、谦抑：二元化犯罪模式的法理审视

犯罪模式的选择过程及其难点，首先就是如何妥善处理好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寻找它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二元化犯罪模式在中国并非一个简单的刑法问题，而是具有独特价值的法理问题。对此“问题”认知过程中产生的法理分析既影响到有关犯罪标准的制定，又反过来形成了犯罪标准的理想模型。因此应从激励、效能、谦抑等方面全方位审视这一犯罪模式，实现该犯罪模式从危机到契机的转化，并警惕该犯罪模式带来的羊群效应。     

解密京城第一烂尾楼

众所周知，美国金融危机是由次贷危机引爆的，而次贷危机的祸根就是假按揭。在北京，假按揭催生地产富豪、吹大房地产泡沫，甚至在繁华闹市区留下一座烂尾楼。被媒体称为“北京第一烂尾楼”的东华金座，就是排名中国富豪榜第163位的谢根荣留下的标志性建筑。涉案10亿元的谢根荣因犯贷款诈骗罪被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后，2010年9月，随着谢根荣上诉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理，谢根荣和他的烂尾楼也成为剖析中国房地产富豪犯罪的一个另类标本。     

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与现状分析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至今仍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原因有很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恐怖主义犯罪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概念,也就是说,恐怖主义犯罪跟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是恐怖主义犯罪区别于普通刑事犯罪的重要特征。所谓“恐怖主义犯罪”,对于一些定义者来讲,他们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恐怖主义犯罪”;而对于另一些定义者来讲,他们要么不被认为是犯罪,要么认为这只是一些非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     

简评《计算机犯罪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由烟台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广三教授撰写的专著《计算机犯罪论》，是一本从犯罪学角度研究计算机犯罪的学术著作。作者的探索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角新颖、独特。应当说，对计算机犯罪问题，国内已经出版过一些论著，它们要么是从计算机专业的角度，要么是从刑事法律的角度，要么是从计算机安全的角度，研究有关计算机的诸多问题。...     

危机中的媒体管理探讨

在媒体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背景下,危机中的媒体管理在危机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危机传播中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渠道,也是连接政府与公众之间最直接的桥梁和纽带。正如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Schramm)所言:"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1]因此,在危机发生时,应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和其他手段,对社会加以有效控制和利用,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     

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的界限并非易事。如果不能正确区分这两种行为,就会带来如下恶果:要么将合同诈骗罪定性为民事欺诈行为,从而放纵了犯罪;要么将合同中的民事欺诈行为定     

论大众传媒与犯罪

媒体对犯罪的宣传报道有利有弊,应该辩证看待。在预防犯罪方面媒体起到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媒体对犯罪的传播作用不容小视。包括为犯罪模仿提供了样本,促进"暴力文化"传播、引诱青少年犯罪等。防止犯罪传播应加强媒体工作者队伍建设,转变传统报道方式,建立审查监督制度。     

警察形象危机与媒体公关对策

警察形象危机会使公安机关陷入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中,并对警察的整体声誉造成严重损害。在危机状态下,媒体既是公安机关管理形象危机的对手,又是不得不与之合作的对象。因此,公安机关在形象危机事件中,应针对危机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以及媒体不同时期行为的特征,运用一系列可实际操作的对策,积极开展警察形象危机媒体公关,以期通过与媒体的合作,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化解危机,维护公安机关的形象。     

后危机时代检察机关预防与惩治金融犯罪的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了金融犯罪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因此，检察机关在具体应对此类犯罪时采取了多种传统危机应对方式。然而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不同，     

论媒体与司法的内在规则与外在效果

司法活动和媒体表达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面相。司法权可以裁处媒体的行为,媒体的刑事责任源于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的冲突,民事责任源于言论自由与公民私权的矛盾。媒体可以监督司法权,媒体与司法的冲突表现为言论自由与独立公正审判的矛盾。媒体与司法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两者的合理要么维持原有社会秩序,要么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论胁从犯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认定胁从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错误,要么将其他共同犯罪人认定为胁从犯,从而放纵了犯罪分子;要么将无罪的人认定为胁从犯,因而导致刑及无辜。为此,有必要对胁从犯的认定问题加以认真研究。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可以分为被胁迫参加犯罪与被诱骗参加犯罪两种情况。现分别对这两种胁从犯的认定进行初步探讨。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即将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结果，这反而又成为了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出现将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产生消极作用，同时也会对我国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了追求法律对公民的平等适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只能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对狱内再犯罪案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驻狱检察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对狱内服刑罪犯再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稳定监管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却极少运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一法律手段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对积内再犯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应予以关注。一、狱内服刑罪犯再犯罪，要么给监狱财产造成损失，要么造成被害人人身伤害，其医疗、护理等费用也主要由监狱承担。如果不对该罪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监狱的财产损失就得不到应有补偿。。、对再犯罪罪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打击重新犯罪的有力法律武器，使其在受到刑事制裁…     

狙击华为的代价

在诺西收购摩托罗拉手机网络设备业务来狙击华为的战略意图中,摩托罗拉充当什么角色呢？要么是“战略高地”,要么就是“子弹”     

浅谈领导者危机公关中的媒体应对

领导者在危机公关中能否更好地应对媒体,是妥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环节。本文从提高领导者危机公关中媒体应对能力的重要性入手,分析了领导者危机公关中媒体应对的原则,指出了领导者媒体应对容易产生的误区。提出了领导者危机公关中媒体应对的策略,旨在提高领导者在危机公关中的媒体应对能力,把突发事件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低限度。     

社会秩序危机时期媒体的法律环境

现代法治既防止专制主义,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危机时期,最紧迫、最根本的公共利益就是尽快结束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依法拥有临时性的、异乎平常的较大权力,甚至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协助政府执行应急措施,监督政府则是第二任务。媒体的权利较之平常应有所谦抑。     

犯罪心理学研究危机解读

近年来,犯罪心理学研究出现了危机犯罪心理学研究要摆脱危机就必须要突出基础理论研究取向,大力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加强研究队伍正规化建设。     

危机事件下媒介差异以及受众诉求——从厦门PX事件为例

现代科技的发展给社会以强大的前进力量但同时也伏下了不少危机。厦门PX事件见证了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也凸显了媒体间的差异。而受众对新媒体的偏好事实上也体现了大众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危机传播中角色的部分缺失。文章通过这一事件探讨媒体报道特色以及受众真实诉求。     

反思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定位

当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突发事件频频发生。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愈加凸现出来。那么,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媒体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本文将从媒体的基本作用、角色冲突以及政府和民众媒体如何发挥作用来加以分析。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罪名思考

近年来，性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不断见诸于媒体，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未成年人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们在生理和心理上尚不成熟，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性侵害行为不仅仅给未成年人的身体和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保护未成年人不受性侵害刻不容缓。作为惩罚犯罪最有力的法律武器——刑法，本应该在打击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我国目前的刑法在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规定中存在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范围过窄以及犯罪行为方式规定过少的问题，完善刑法的罪名规定对于打击此类犯罪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