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犯罪所得没收审理程序的立法完善

在贪官外逃、跨国恐怖活动猖獗的大环境中,适时设立刑事犯罪所得没收审理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我国刑事犯罪所得没收审理程序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规定与国际公约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在体系性、严整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不同的侦查目的观将设计构建出不同特色的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侦查 程序制度应当是具有我国特色且符合我国国情的程序设计。对我国刑事诉讼侦查程序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 应当是建立在明示我国侦查目的观的基础之上,遵循我国法制建设的一般原则,全面考究我国的法律体系、 国情现状以及现行刑事侦查程序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具有可实现性的研讨。     

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因分析

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之一,其是否公正、完善、科学,直接影响着我国诉讼法制的建设.然而,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程序公正方面.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不公正情形,分别从传统法律文化、立法、司法以及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有所裨益.     

论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刑诉法新设立的独立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腐等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独立没收程序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必要从基本权利保障的宪法层面加以审视。从权利保障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对于这一程序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化、公开程度的不足以及救济规则的粗疏,使其在保障个人合法财产权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应通过明确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强化程序正当性的具体规则以及细化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救济条款等进一步加以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及其缺陷的剖析

刑事立案程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初始程序,它标志着国家对于犯罪行为追诉的正式开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程序规定为并列于侦查程序的独立程序,但是立案程序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我国刑事诉讼立案程序在理论及实践中的缺陷主要有:立案条件缺陷；程序虚无化倾向；立案前的行为是否系诉讼行为性质归属难以确定；立案监督存在制度性缺陷；立案制度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     

庭前审查程序的法律透视

庭前审查程序具有抑制公诉、分流案件和保障人权等功能,对于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国的立法既没有赋予庭前审查程序独立的法律地位,也没有相应完善的法律规定,使得这一程序在实践中发挥不了其应有之能效。本文从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变动情况谈起,分析了庭前审查程序存在的问题,同时对照了国外的庭前审查模式,进而对我国庭前审查程序的完善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期对我国庭前审查程序未来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新民诉法视野下的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现象,一度沦为"休眠程序"。在新民事诉讼法的视野下,增加了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审查制度、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但依然存在些许的不足之处,为了真正实现立法目的,充分发挥督促程序的价值和功能,应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中的制度设计、加强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的具体操作、明确对债务人异议审查的标准,以摆脱实践困局中要解决的问题。     

论抗诉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分离

我国现行的诉讼法没有将抗诉程序与再审程序进行区分,使得抗诉机关的抗诉行为径行启动再审,从目的性、诉权理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以及程序设计等方面看,正是这种不科学的制度安排,引发了理论与实践上的许多冲突。因此,应当突破现行抗诉制度的模式,顺应现代司法理念所推崇的确立再审之诉的要求,实行抗诉程序与再审程序分离,严格划分抗诉程序与再审程序的界限,创制相对独立的抗诉程序。唯有如此,现行抗诉制度所引发的大多数问题,才能得以化解,若干理论上的不足也可籍此得到进一步完善。     

理念嬗变下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只是迈出了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在程序正义理念、恢复性司法观念和证据裁判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刑事诉讼制度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并积蓄了进一步改革的动能。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将朝着公正、民主、文明的方向继续前行。     

程序法治视野中的刑事辩护制度

辩护制度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程序法治的视角审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之作了较大修改,但是,由于立法本身还是存在许多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日渐萎缩,极大地制约了辩护功能的发挥.因此,应当按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要求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律师充分参与刑事诉讼进程,实现有效辩护.     

程序滥用性惩罚及其规制

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程序滥用性惩罚是对程序正义的一大困扰。程序滥用性惩罚分为审前程序的程序滥用性惩罚与审判程序的程序滥用性惩罚,其分别造成对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相关原则的损害。程序滥用性惩罚根源于"口供中心"的侦查模式、"侦破案件"的现实压力、"法律监督"的控方特权、"社会效果"的过度考虑等诸多因素。对程序滥用性惩罚予以规制,要从理顺程序法的诉讼保障功能、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证明机制、廓清各角色的诉讼职能差异、构建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等方面铺平程序保障法治的路径。     

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行政程序合法是行政行为合法的必备要件，因此，应对违法的行政程序进行司法审查。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仅限于法定的外部强制性行政行为并应遵循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无司法变更权原则以及一定的步骤。此外，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根据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     

试论以侦查作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必然性

以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启动程序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受前苏联刑事诉讼理论的影响,二是为防止因侦查程序的轻率启动而危及公民权益。以立案作为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存在诸多问题:立案审查的主体设置严重不合理,立案审查的性质、内容和手段不好把握,过高的立案条件导致难以对案件性质作出准确判断,立案监督流于形式。废除刑事立案程序,将刑事诉讼的启动转变为从侦查开始,是解决刑事立案程序诸多问题的根本之举;废除刑事立案程序后,为有效规制侦查权,近期目标需在侦查程序中引进"准三角形构造",远期目标需在侦查程序中引进"三角形构造"。     

犯罪构成体系的刑事程序功能研究——以“三阶层”的引入为视角

犯罪构成体系不仅是刑事实体法的一个范畴,而且在程序法层面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形成及运用和刑事诉讼程序有着密切的联系。针对我国"四要件"构成体系反映到诉讼程序上的弊端,可以考虑引入具有较强程序功能的"三阶层"模式,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特别是审判阶段,"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能发挥出更优于"四要件"体系的程序功能。     

浅析我国退回补充侦查程序相关问题

退回补充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逆流程序,属于非常态的诉讼制度。但是退回补充侦查的改进却和刑事诉讼价值息息相关。随着法治进程的发展,现有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暴露。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冀图提出建议,以完善这一制度。     

非讼程序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区别

非讼程序是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特别程序、ADR和确认之诉之间有诸多不同。厘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澄清对于非讼程序的模糊认识、提高该程序在适用操作上的准确性及对其适用的自觉性。     

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建立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是完善行政程序、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之一,其本身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现有的行政程序制度还不完善,我们要通过完善信息公开的程序制度,推进公开方式的现代化;完善行政听证的程序制度,保证听证的公正性;严格遵循期限制度,完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等建立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制度。     

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建构与适用初探——兼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

2012年3月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内容几乎涵盖刑事诉讼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在对一审程序的完善中设置了庭前会议制度,赋予庭前程序以实质内涵,彻底改变了原先"一步到庭"的诉讼模式。庭前会议制度能够发挥资讯、确定案件争点、保障集中审理和程序分流等功能,有助于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司法解释在法典规定的基础上,对庭前会议制度的主持者、参加人员、适用范围和处理事项等作出细化规定,保障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但是,庭前会议制度在启动主体不明、非实质性解决问题方式以及辩护权的实现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行政程序价值冲突及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

行政程序价值可分为工具性价值和程序性价值,行政程序价值间的冲突影响着行政听证范围的确定。扩大行政听证范围必须协调好行政程序价值间的冲突,树立两个“最低限度满足标准”,建立行政程序违法诉讼奖励制度,扩大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种类,采取多种听证形式相结合。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于制定程序的视角

公共政策的制定程序为政策主体设置了决策步骤与职业规范,为政策实体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制度保障。立足合法性的基本含义,程序的合法性首先体现为程序之于实体合法性的基础与保障功能。其次,合法性赋予公众价值主体与评判主体的地位,要求政策程序遵循科学性、民主性的价值标准,以实现公众的权利诉求。再次,政策的技术与制度程序在各自层面遵循科学性、民主性的标准,也对程序乃至实体的合法性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