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庭前会议制度建构与适用初探——兼评司法解释相关规定

2012年3月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修改,内容几乎涵盖刑事诉讼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在对一审程序的完善中设置了庭前会议制度,赋予庭前程序以实质内涵,彻底改变了原先"一步到庭"的诉讼模式。庭前会议制度能够发挥资讯、确定案件争点、保障集中审理和程序分流等功能,有助于实现公正和效率两大诉讼价值。司法解释在法典规定的基础上,对庭前会议制度的主持者、参加人员、适用范围和处理事项等作出细化规定,保障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但是,庭前会议制度在启动主体不明、非实质性解决问题方式以及辩护权的实现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明确。     

公正和效率的两难选择——评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

我国侦查活动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双重缺失一直受到诟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以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决策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足于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平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有关侦查活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行为的监督等进行了完善。但基于我国国情,在人权保障、诉讼构造、侦查构造、侦查程序的科学性、侦查程序自治、侦查程序借鉴等方面．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试论新民诉法视野下的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程序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低利用率、低生效率"的现象,一度沦为"休眠程序"。在新民事诉讼法的视野下,增加了人民法院对债务人异议的审查制度、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制度,但依然存在些许的不足之处,为了真正实现立法目的,充分发挥督促程序的价值和功能,应进一步完善督促程序中的制度设计、加强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的具体操作、明确对债务人异议审查的标准,以摆脱实践困局中要解决的问题。     

行政自由裁量权规制模式探析

现代行政法中最突出的特征即表现为行政裁量权的广泛运用。从法治是对人性弱点的合理怀疑角度分析,行政程序是控制行政裁量权滥用的最理想工具。作为行政程序的保障,行政主体因违法行为或因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事实出现,则应承受行政责任之归结。从人性合理性角度分析,潜意识对行政公务人员行政心理的分析起有重大作用并进而提出法律信仰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滥用行政裁量权的休止符。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理论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经历了孕育时期、曲折时期、初步发展和逐步完善四个阶段。新时期刑事程序法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形成程序性制裁理论、合作式诉讼模式的两种本土形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新型配置以及司法权运行的"中国模式"等理论成果。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未来发展应以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为主流价值取向,以程序正义为标准、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并以三个维度的横向融合为其提供法治保障。     

论刑事审前分流机制的建立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审前程序的设置不符合诉讼经济和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切实保护诉讼各方的利益,需要在现有刑事诉讼过滤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刑事审前分流机制,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我国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机制新探

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机制是公共利益维护机制的重要一环,公益诉讼制度是公共利益司法维护机制的具体体现。目前,学者们对相关问题有不少的看法和争议。厘清对公益诉讼的界定、公益诉讼的司法审判模式、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公共利益的界定与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公益诉讼费用的承担与诉权滥用、公益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等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完善我国公共利益的司法维护机制。     

域外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保障之比较研究

程序参与权的真实享有是被追诉人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表征,面对控辩双方特殊的对抗关系,立法及司法实践能否保障被追诉人有效参与诉讼程序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常处于虚化状态,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正当性的建构。基于此,本文以几项重要的程序参与权为分析对象,对国外有关立法情况作比较性考察,以寻求一些能够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实现的有益经验。     

试论依法审判原则——兼谈程序与实体之关系

程序与实体或者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作为司法根本性原理的"依法审判原则"。传统的"依法审判"原则侧重"实体",视"程序"为工具的观点从理论到实践均具有巨大的限制性和不足。通过具有法哲学、社会学背景的法律解释学者谷口安平力作《程序的正义和诉讼》的研读,来对依法审判应具有的内涵及不足原则进行探讨,认为程序与实体二者并重,在一定条件下程序优于实体,同时程序正义应当是依法审判原则的应有之义和必要条件。     

勾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初探

量刑程序的对抗性较之于定罪程序大大降低，因此，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模式也有别于定罪程序中的证明模式。在量刑程序中引入证据契约机制，建立合意式的证明模式，不仅会提高诉讼效率、缓和各方矛盾，还有助于实现量刑个别化和量刑公正。构建我国量刑证据契约机制应注意规范其适用主体、适用条件及法律效力等问题，以确保其价值目标的实现。     

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改革——以十堰法官被刺事件为例北大核心

十堰法官被刺事件的成因折射出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制度性缺陷:程序繁琐,非诉机制不能保障公平且效率低下,非诉与诉讼机制间缺少衔接、协调规则。为此,应减少解决劳动争议必经的法定程序;回归工会劳动者代理人的角色定位,引入政府参与的三方机制,采用仲裁自愿原则并全面实行"一裁终局";构建非诉与诉讼机制间的各种衔接协调规则。只有这样改革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避免类似恶性案件再次发生。     

刑事诉讼本科教学应聚焦诉讼文化——以落实“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为主的分析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中的刑事诉讼本科教学需要发挥推进诉讼文化的功能。刑事诉讼本科教学亟待对诉讼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乃至有罪推定的观念进行批判,兼顾司法考试并防止陷入功利化需要推进诉讼文化。刑事诉讼本科教学推进诉讼文化需要系统传播程序正义、突出人权保障,需要选取正反两方面案例材料进行印证,需要增加必修课课时和增设选修课。     

非讼程序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区别

非讼程序是法院用以解决民事非讼案件的审判程序,它是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特别程序、ADR和确认之诉之间有诸多不同。厘清它们之间的界限有助于澄清对于非讼程序的模糊认识、提高该程序在适用操作上的准确性及对其适用的自觉性。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司法的压力以及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日俱增,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地进行司法改革,此时,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简易、便捷、低廉的新型程序应运而生。在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并未在立法上予以规定,但2011年民事诉讼法草案对小额诉讼程序作了专门的规定,将该程序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之浅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已影响到该项制度应有价值功能的实现.完善该项制度须以实现诉讼效率、诉讼经济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目标,应将完善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为重点.着重分析当前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受理范围、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并审理,以及刑事部分中止、撤诉后引发的附带民事部分后续审理中所存在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以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为主体而构建起来的,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并未介入审前程序之中,这就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程序中一系列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等问题。针对审前程序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从我国审前程序的诉讼构造问题出发,结合犯罪嫌疑人羁押场所机构、职能的独立性要求以及逮捕与羁押二者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简单分析,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审前羁押问题的成因、羁押场所面临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的救济措施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思考。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程序问题

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中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对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深入对社会管理的理解和认识具有重大意义。之所以强调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当前社会管理中受"唯目的思维"影响的"维稳"任务的破产,另一方面在于法律程序是保障社会管理创新过程化、制度化的基石。因此,为保障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功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完善立法程序,推进程序性立法和现代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建设;健全行政程序,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完善司法程序,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完善程序性制裁制度,树立法律程序在社会管理中的权威。     

完善程序机制保障党员权利

保障党员权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由于相应的程序机制不健全,使党员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地行使,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障党员权利的程序机制。     

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改造

现行民事诉讼二审程序在司法运作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弊端，如，第一审与第二审关系定位不合理；反诉制度不完善等等。为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功能，应重新整合与协调一审程序与二审程序的关系；确立第二审反诉制度，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     

强化程序控权与防治政府采购腐败

程序控权乏力是导致政府采购腐败的重要原因,目前政府采购在程序上存在的缺陷主要包括:采购程序规范不统一,招投标程序设计不当,缺乏对"自由裁量权"的监督程序。防治政府采购腐败应坚持的程序性原则包括: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强化程序控权有效防治政府采购腐败的途径是:决策、执行、监督程序分离,规范政府采购审批程序,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优化政府采购公益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