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中获利──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

就目前情况而言，跨国公司多 以发达国家为母国，发展中 国家则基本上只是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 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在双方各自目标上的歧异，使双方产生矛盾成为必然之事。跨国公司的基本目标，在于凭借其特有优势从事经营，以求其所得收入的净现值尽可能大，而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旨在引进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以便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本国公民收入水平。这一目标的歧异至少在中短期内难以协调一致。然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东道国政府…     

加入WTO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思考

本文从加入WTO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提出应选择东道国与母国共同监管的原则;市场准入方面,应采取中国作为东道国与投资母国双重认同的制度;应立法解决目前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与"欠国民待遇"问题;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应加强国际合作,并对外资银行的贷款投向作出政策性指导或必要的限制等立法建议。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讨价还价、控制与合作

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型契约,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客大会不会欺店──跨国公司与国家主权

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一直存在 着各式各样的磨擦和冲突。 作为工业发展模式的传播者，跨国公司常常为了利润和市场等目标的实现，影响东道国和母国（主要是东道国）的产业和经济政策的正常执行，甚至将触角伸及经济活动以外的诸如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从而被看作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挑战。 这种挑战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第一、限制和削弱政府能力 这主要是指：限制和削弱政府调节经济发展的能力。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行为和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一国经济活动中的相当份额为外国企业所掌握，就会对该国政府调节整个国民经济活动造…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实现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的单边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协作"模式转型。文章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并提出合作对象选择、信息沟通协调、公民参与和监督评估四大机制的构建,以期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城市景观河道污染共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

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城市景观河道污染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及各利益相关者应有的权利和义务。结合目前城市景观河道污染治理模式存在的治理部门多、漏洞大、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提出了城市景观河道污染共同治理模式,由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公民代表组成共同的治理及监督机构,旨在促进河道治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赋予各利益相关者相应的权利同时也界定了其必须承担的责任,使各方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及制约关系,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积极性,提高治理绩效。     

跨国公司捐赠的法律问题思考——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

跨国公司捐赠以人类自由、社会公平和商业组织利益服从于人类利益等价值观为基础,其在投资东道国的捐赠行为是"全球公司公民"理念的具体实践。跨国公司有关捐赠的决策程序影响和制约着捐赠的效果,为此有必要设置紧急状态下的决策权。跨国公司承诺捐赠不履行和捐赠财产存在瑕疵,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完善有关跨国公司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需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捐赠对象范围,合理确定捐赠物、捐赠金额与企业所得税减免额度。     

投资项目利益相关者管理探析

项目管理理论正面临契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的挑战,项目管理目标从实现成本、时间、质量“三大控制”转变为利益相关者满意。本文通过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解释了利益相关者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了利益相关者与项目之间是一种“双向影响互动”的关系,对投资项目利益相关者管理的框架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利益相关者管理战略——结成伙伴。     

房屋拆迁冲突中抗议团体的政策角色分析——以台北宝藏岩聚落拆迁冲突为例

习惯于保持沉默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获得足够的代表性，以成就符合其利益的政策方案，攸关公共秩序的稳定、政府的合法性以及政府追求社会正义的能力。宝藏岩聚落反拆迁运动中，抗议团体的角色和功能凸现：在运动初期，抗议团体以及社会运动人士积极奔走，通过声援、支持弱势群体，推动政府对弱势群体的需求进行回应，甚至改变了既定的公共政策走向；在运动后期，抗议团体经历了从体制外进人到体制内的角色转变，抗议团体逐渐修正其激进主张，其功能也由社会运动的动员转到推动公共政策的实现。在整个过程中，宝藏岩聚落得以保存，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以照顾；政府通过吸纳抗议团体的呼声、对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进行回应、精细化其政策。从而提升了制度承载力，政府和特定利益主体之间、甚至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得以缓解。     

从国家身份视角看中国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在全球安全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与其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基本抵制、部分参与和全面参与三个阶段。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源于中国国家身份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的调整。国际社会对于核不扩散普遍价值观的认同，使得中国扩大了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从而在政策取向上保持与其他核大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