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阳诗论评述

李东阳的诗论承袭了儒家诗教说,他的诗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儒家诗教说的观点出发反对诗歌创作上的模拟剽窃、务美求奇;二是从诗歌本体上阐发传统比兴声律,深化了比兴声律的认识;三是提出学、识、才的观点,论述了诗歌创作上的“因”与“创”的问题。     

儒家“诗教”对《歧路灯》创作的影响

《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受到儒家“诗教”理论的深刻濡染，在创作中特别突出了文学的教化作用。一方面，作者对封建政治进行了美化；另一方面，又大量暴露了它的罪恶。此外，作者在创作中还很好地贯彻了儒家“诗教”的‘‘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传统。     

论陈子昂与白居易诗学的审美价值取向

陈子昂与白居易都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从其出身、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来看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有相同的文学主张,都是“现实派”的诗论家和诗人,又都是在革新诗歌的旗帜下,搞诗歌的复古主义。因此,在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重功利的美刺讽谕。陈子昂、白居易的诗歌复古理论,从客观来讲,是顺应时代政治思想的产物;从主观来说是为了维护儒家正统的诗教原则。他们的创作成就,远比其诗学理论更高。这说明文学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理论并不能限制他们在艺术上的出色创造。陈子昂和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和所产生的影响都远在他们的诗学之上。     

郑珍韩愈诗研究的诗学旨归

郑珍韩愈诗研究中体现了他在古典诗歌面临衰微的状况下进行的诗学思考。在其韩诗研究中,他极力维护韩愈儒家人格修养以巩固宋诗派诗论基础,强调韩诗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调和个性与传统诗教的关系,通过训释析解韩诗以展示学人诗的艺术魅力。     

论陈傅良的事功诗学思想

陈傅良的诗学思想表面看来存在雅正与怨激的矛盾,似乎难以形成统一的审美追求。但是,陈傅良在继承传统儒家诗教"怨而不怒"、追求雅正的"和平之音"基础上,坚持永嘉事功学术思路,侧重"怨愤",形成了"有为而不自其已出"的事功诗学思想,包括"怨必有道"、"以颂为警戒"、"忠愤悲壮"等三个方面。陈傅良诗学承接了传统讽谏诗的内容,将"怨"化为"戒"、"愤",既避免了苏轼怨刺诗的谤讥,又使诗歌在传统儒家诗教的范围内发挥了"经世致用"事功性职能,是在继承儒家诗教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对儒家传统诗教的进一步发展。     

“广博易良，乐教也”——儒家“乐教”题解

乐教在先秦为儒家所重，其与《诗》《书》《礼》《易》《春秋》并称为六经。“广博易良”四字从动机论、知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论四个维度切实、全面地体现了儒家乐教的内在特征。“广”即“广其志意”，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尚志”趣向；“博”即“博学于文”，展示出儒家乐教的致知进路；“易”，取之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表现了先秦儒家乐教的教化之方；“良者，善也”，它真实地反映了儒家乐教以“成德”的价值取向。     

儒家诗教观的文化阐释

准确地理解儒家诗教观,首先须区分普遍意义上的诗与文本意义上的诗。儒家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是对志、情的抒发。从生命存在的角度而言,情感是人类生命意志的经验性显现,诗歌是对生命意志的表达。志、情是合一的,是对人类生命意志的整体描述。志与情的区别是在人类情感内部显现的,分指情感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儒家认为道德教化须以情感教育为基础,其关键在于恰当地抒发情感,而诗歌则被认为是其实现途径。诗教作为上古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便开始衰落,原因有三:礼乐制度的崩溃,诗歌的经典化与审美的独立。     

论儒家诗教的思想性质

本文认为,所谓“诗教”(或日儒家诗教),虽然与孔子本人的思想有着极重要的内在联系,但其对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或主张,却又与孔子很不相同,它实际上具有汉代儒学的性质,或者说是烙有汉代儒学鲜明印记的儒家文艺思想。作者对“诗教”与孔子思想之间的重大差异作了深入探讨和比较,对“诗教”的思想性质作了新的阐释。     

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关于“诗回到诗本身”

一位省级文学刊物编辑,也是一位诗人,在抗击非典高潮中倡议办一期诗歌专号,主题是“以生命的名义”。倡议得到编辑部同仁的支持,发出了约稿信。使她失望的是一些诗人大摇其头:“非典这种事情能写诗吗?诗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诗好不容易回到了诗本身、人本身!”这位编辑困惑地说:“‘诗本身’或者‘人本身’是什么样儿呢?”由此想到的下一个问题是:“诗本身”该什么样,谁说了算?常听一些文学理论家描述说,文学已经摆脱了政治、摆脱了意识形态、摆脱了经济建设、摆脱了写中心唱中心,回到人本身了……这样的一种“诗本身”论认为,诗用来载道是对诗…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     

意境,中国土地上的凤凰木——从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看“意境”

看,凤凰木花如朝霞一片 ——郭小川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当代诗歌美学中一个象生活之树一样常青的美学命题。在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之后,我们今天要广开门户,欢迎海上来风,借鉴西方诗歌与诗歌理论的精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有的同志对于民族诗歌和民族诗歌理论的传统,则一概斥为“保守”和“僵化”,“意境”论也在他们的反对之列。如孙绍振同志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就说:“他们老是把我们的古典诗     

“涵泳篇章 寻绎文义”的释经原则——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

“经学”是一门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儒家的“诗教”，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文艺思想的主流，《诗经》“经”的地位确立以后，为后世对《诗经》的研究提供了广阔优越的前景，并使之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专门学问，即诗经学或诗经诠释学。     

曾国藩的诗论和诗

曾国藩在近代诗歌、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处于文坛盟主地位。就诗而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有清二百馀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论者以为近代宋诗运动,主要是在曾国藩的鼓吹、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晚清几个重要诗派,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革新派以外,诸如以邓辅纶、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派,以     

孔子的诗教：《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

《诗》是孔子所编订的文本之一，在后来儒家的传统中形成了一种“诗教”传统。在此就需要讨论一个问题，孔子的《诗》教何以成为一种教化。这里核心在于《诗》的本质与教化是否一致。教化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是化单一为普遍的过程。而就《诗》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情”，即诗咏情；二是“言”，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三是“思”，即是《诗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在诗之“情”中，有作为单一物的“情欲”“情绪”，以及作为普遍物的真情。《诗》通过对情欲和情绪的扬弃，使学者对“天涯共此情”的真情进行把握，从而化掉了单一的方面，获得了普遍性的规定。就“言”的方面，《诗》通过优美的语言促使单一的对象从个体之域走向公共之域，成为普遍物。而“思”则是以“喻”的方式，主要是主体的领悟和阐释，使得“道”向主体自身敞开，这就使得处于幽暗的直接性之中的“道”走向了现实的普遍性，在主体的“思”中澄明和彰显。由此可以看出《诗》本身就具有教化的本质。     

论《诗经》与音乐的关系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在音乐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诗、乐、舞在产生之初是一体的、共生的。《诗经》保存了先秦音乐的大量原始材料。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 ,《诗》乐是作为雅乐的基本文化载体而存在的 ,“中和之美”是诗乐的精髓。随着的“礼崩乐坏”出现的“新声” ,是来自桑间濮上的世俗之乐 ,这与束缚于礼制的雅乐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乐”的流行 ,《诗》的音乐性也就逐渐消失了。《诗》的辞义功能更重要了 ,成为一种纯粹的诗歌形式。《诗经》逐渐被纳入儒家的经典体系 ,背负起沉重的教化使命。     

论孔子对《诗》学礼化的开启

《诗》是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学载体。作为儒家修身养性的经典教材，《诗》对礼的道德承载起于孔子。孔子是周礼的坚决维护者，他对《诗》的阐释一方面基于其“发乎于情”的文学特质，另一方面则基于《诗》中所蕴含的周礼精神。孔子在与弟子授诗、论诗的过程中，将《诗》之情自觉地引向“礼”之情，即通过对诗情的体味升华到对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孔子不仅开启了中国《诗》学阐释的先河，同时也打开了两汉《诗》学礼化之通路。     

儒家诗教传统下的政事诗

政事诗是集中反映朝廷统治、政治制度,评论国家时局,表现文人关怀民生、社稷的诗歌。有关政事的文学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献,经由各朝代的发展,同时在诗可以＂兴观群怨＂的儒家诗论教化下,诗人将诗文创作作为表达个人政治关怀、揭露社会政治现实的有力武器。从最初的歌功颂德到怨刺、讽喻,再到诗文干政,政事诗伴随王朝兴废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中国诗歌占比重比较大的一类。政事诗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展望——访文学评论家孙琴安先生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 ,历来有“诗国”之称 ,曾涌现过许多极其著名的诗人。在世纪之交 ,当我们跨入新世纪时 ,很自然地会想到 :诗歌在新世纪是否会有新的表现和变化 ?与以往的诗歌相比将会有什么不同 ?是否会重新崛起 ?本刊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著名文学评论家孙琴安先生。记者 :您是著名文学评论家 ,对旧诗、新诗都有研究 ,并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书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 ,很想听听您对新世纪诗歌的看法。先请您谈谈诗歌的演变和未来的变化。孙琴安 :可以。对于新世纪诗歌的走向 ,也是我目前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中国的诗先从《诗经》的四言变…     

浅谈钟嵘的“滋味”说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齐、梁时代有关诗评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诗话的开山之作。《诗品序》扼要地论述了是书的主旨,“滋味”说就是在序中提出来的。首先,钟嵘以有味和无味作为评价五言诗优劣的准绳,这种评法抓住了诗歌的特证。他特别称赞“建安风力”,就因为建安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如异峰突起,对后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就内容上说,如曹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