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刍议

与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解除权相比,任意解除权有着更强的"任意性",体现着特殊情境下法律对于更高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追求。然而对于合同任意解除权设立、行使等过程中的"任意限度"问题,分歧层出不穷。在权衡意思自治与合同严守原则的基础上,尝试从多重角度划定合同任意解除权的任意"边界",有助于维系法律的公平正义,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促进实现保障自由权利和防范权利滥用双重目标。     

夫妻间赠与的赠与人撤销权研究——兼论《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六条的规定

区分夫妻财产制契约、夫妻一般财产约定和夫妻间赠与是认定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是否享有撤销权的前提。夫妻间赠与行为具有无偿性但不具有身份附随性。夫妻间赠与行为统一适用《合同法》的规定,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夫妻间赠与中赠与人享有任意撤销权合乎赠与合同的本质属性,合乎婚姻家庭法的伦理内涵和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和和谐性。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与赠与人近亲属的人身权利和严重侵犯赠与人的财产权利或者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法定的夫妻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者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形下,赠与人有权利行使法定撤销权。     

论保险欺诈与不可抗辩条款的衡平与规制

关于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影响严重的,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保险人行使解除权受不可抗辩条款的严格限制,关于该规定的适用效力,学界多有争议。尤其在投保人构成欺诈的情形下,承认该规定适用的绝对效力,机械固守该款规定容易造成不公,且有违该条款设立初衷。因此,应对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进行限缩解释,将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对象限于"新的保险事故",且特定情形下,可适当以合同法撤销权制度突破不可抗辩期间的不合理限制。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三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三包责任进行了全面修改,建立了全新的经营者质量违约的合同解除权和违约责任请求权制度.在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消费者享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解除权,或者没有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消费者在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也享有合同解除权,都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予以退货.在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经营者承担更换、修理等责任,或者没有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在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后,不符合合同解除权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主张经营者承担更换、修理等责任.消费者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或者违约责任请求权,可以自行行使,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行使.     

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规定了投保人告知义务这一制度,但存在缺憾。告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先合同义务、间接义务,其立法依据应从技术和制度两个层面去认识,告知义务人不以投保人为限,尚应包括被保险人,告知义务履行期间为投保申请时起,到保险合同成立时止,对告知的内容应采询问回答主义模式,行为人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     

虚拟社区之用户创制物在财产法视野下的保护

虚拟产品是网络时代的技术存在,而用户创制物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用户创制物应当被认定为一种新类型的财产,用户应当享有对抗第三人侵害的救济权利。然而用户创制物的保护不能离开网络运营商,网络运营商在协议中应当承认用户财产权并愿意履行保护义务,这是用户创制物法律保护的前提。围绕网络运营商的安全保障义务,可以从合同法和侵权法两个方面保护用户创制物。     

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的适用

告知义务是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同一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毫无疑义;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理应列为告知义务人。对保险人解除权行使的后果,《保险法》的规定不够完善。保险人解除合同后,未收到保险费的,投保人仍须给付;保险人的合同义务并非始于保险事故发生之时,而是在整个保险期间。应当增设被保险人为告知义务的法定主体,扩大告知义务的履行期限,增加告知义务免除的事由,进一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     

合同附随义务的违反与同时履行抗辩权之适用

合同附随义务为诚实信用原则衍生之法律制度.一般情况下合同附随义务的违反不能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但在特殊情况下,违反合同附随义务排除同时履行抗辩权之适用,则有悖公平原则.完善我国<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对违反合同附随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场合,赋予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则可以平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充分发挥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的应有功能.     

法律视野下的动物园猛兽伤人事件责任辨析及应对之策

猛兽伤人事件责任彰显格式合同下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之重要,要利用好现行法律指引受害者得到有效之救济。安全保障义务之法定性规制,猛兽园管理经营者具备对消费者安全保障之完备注意义务,如非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即构成违约责任,对既成之人身伤害须承担侵权责任,违约侵权责任竞合下遵循自愿选择原则。     

网络暴力中个体维权困境与平台安全保障义务

网络暴力有其不同于传统民事侵权的特点，容易导致被侵权人面临维权困境。其中，网络匿名性既加剧了网络暴力的发生危险，也让受害人陷于难以追责的境地。网络暴力的整体氛围可以令被侵权人的努力沦为一场“打地鼠游戏”：查明的网暴信息刚被删除，新的网暴信息便纷纷涌入。被侵权人限于时间、精力和经济负担能力，很难对所有网暴者发起维权行动，最终可能仅就其所遭受损害的一小部分获得救济。基于以上特点，尤其需要强调平台对其所开设虚拟交往空间的安全保障义务。通常情况下，平台担负的是“依通知而删除”义务，而在那些平台已经注意到特定信息，并能从中判断侵权的存在或者产生合理怀疑的场合，则应当主动采取处置措施或进行核查。其次，根据发生网络暴力的危险性大小，平台负有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网络暴力发生或蔓延的义务。再次，平台还应当负有为网络用户建立自我防护机制的义务，实现用户对专属空间的支配，更大程度减少网络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平台防范网络暴力的安全保障义务为合理注意义务，而非结果意义上的保险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