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浅中包蕴“深浓和非常”——谈叶圣陶早期小说现实主义的意义

在我国“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潮流中,文研会诸作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叶圣陶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小说创作,为丰富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宝库,作了较大的贡献,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宝贵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作为“五四”时期“人生派”文学的一员主将,叶圣陶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早期     

重新认识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兼与陈涌同志商榷

“不准把鲁迅歪曲成人道主义作家”,“反对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解释鲁迅思想”,这是二十年前批判巴人同志时提过的口号。经过那次批判运动以后,大家都讳言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直到去年,陈涌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还反复强调:鲁迅完全没有周作人那种人类相亲相爱的思想,完全没有周作人那种温和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的观点(见《文学评论》1979年第3期《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总的意思就是说,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与人道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过进步作用。人道主义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在确立世界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方面,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二十世纪初期,在神州大陆掀起的一场“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狂飚中,人道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一起被引     

艺术的利器——关于杂文性质、特点和功能的思考

“五四”以来,随着“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展开,杂文创作以崛起之势空前活跃,特别是由于鲁迅先生独创性的开拓和积极倡导,成为独树一枝的艺苑奇葩。瞿秋白曾预言:“杂感(指杂文——笔者注)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论文的代名词”。唐弢等进一步指出:由于鲁迅的独创性贡献,杂文已冲破传统的文学分类(指“五四”以     

二十世纪小说的宏观走向

我国从“五四”发轫的现代小说,主要接受国外十八、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其意识内涵主要是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十九世纪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四、五十年代的当代小说,主要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六、七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小说的“当代性”更为稀薄和欠缺。1979年“伟大的转折”后的新时期小说,就其意识内涵和艺术品性而论,才是真正的当代小说,才是真正的走向世界的文学。它     

“死去了的阿Q时代”——论鲁迅与太阳社美学观之巽同

本文的标题——“死去了的阿Q时代”,曾经是半个世纪以前,在我国文坛上引起一场关于革命文学大论战的发难文章之一(载1928年3月号《太阳月刊》),作者是众所周知的太阳社作家钱杏邨。他在此文中,公开提出了与鲁迅的分歧,不但否定了鲁迅的作品,而且对整个五四文学,加以“完全的否定”。一场延续两年之久的论战由此揭开序幕。半个世纪     

现代散文的起源

现代散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正如鲁迅所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包含着挣扎和战斗。”①散文发展之快,成绩之显著,也是公认的。一九二七年,朱自清在总结“五四”时期散文创作时说过:“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②这样的     

论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

美国当代作家索尔·贝娄在谈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有一句话颇为令人深思,“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自然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事件”。作为一位有着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贝娄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文学界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重新认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当代西方文坛,尽管现代派风靡一时,但斯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文坛大师所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方兴未艾。     

鲁迅思想发展的辩证法

毛主席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鲁迅思想的变化当然不能例外,主要也是由于鲁迅世界观内部的矛盾的发展。我们从鲁迅的创作和革命实践可以明显地看出:鲁迅前期(这里指“五四”到1927年)世界观既不是什么单纯的进化论,也不是什么农民(或革命农民)的思想,而是包含着许多矛盾。其中主     

试谈叶圣陶文论的特色

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同样的,他的文学论文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我认为以下几点是特别值得称道的。鲜明的旗帜,精湛的议论,是叶圣陶文学论文的显著特色。叶老长期从事文学活动,如果从一九二一年三月在《晨报》发表《文艺谈》算起,他从事文学论文写作已经长达六十余年。他一贯主张“文学是人生的自我表现和批评”。为贯彻他的文学主张,除了自己创作的     

现代性的选择与失落——对“十七年”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阐述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创作被要求表达新中国的现代性诉求。为此“现实主义”被进一步规范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这过程中，“写灵魂”遭到否定，“典型”这一概念被改造。文学的内部因素在外力的作用下发生变异，现实主义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思考大大弱化，现代性所要求的“人的生成”被忽略了。     

叶圣陶审美视野的拓展

西方文学的东渐，拓宽了东方民族的审美视野。西方近现代文学高扬人文精神，淡化情节、渲染情绪和富于诗趣的描写，“促醒”了青年叶圣陶“对于文学的觉悟”。这种“真气扑鼻”的写当下感觉和情绪体验的文学作品，使读者如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它们“唤起”并不断地增强了青年叶圣陶的审美“感受”能力和审美的“创作”能力，那高扬的人文精神更启迪了青年叶圣陶沿着“为人生”的创作大道稳步前进     

“风骨”和“悲哀”——中日现代文学审美观念漫谈

日本比较文学学者铃木修次曾把中日文学的本质差异概括为“风骨”与“悲哀”,可谓一语中的。这种差异同样是中日现代文学的本质差异。纵观中日现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现实主义文学,而日本现代文学总体上呈现主情主义特色,究其因,不     

“愿意有共鸣的心弦”──鲁迅的文学接受观

鲁迅之重视文学的接受问题，目的在于通过研究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以促使文学作品价值的充分实现。鲁迅认为，文学价值实现的重要渠道是作者与读者能取得“共鸣的心弦”；鲁迅分别从读者“趣味”，读者的参与意识，接受效果的差异性等方面较深入地揭示了文学接受活动的特点；鲁迅特别注重从文学接受的特点出发，进而向作者和读者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敌乎友乎 岂无公论?——重评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致鲁迅信

在“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徐懋庸给鲁迅的那封信,曾引进轩然大波。一方面遭到鲁迅先生的公开批评,别一方面内部又受到周扬等同志的严厉责备。不久,鲁迅与世长辞,徐懋庸预感到问题复杂。“心头撒下了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表达了他当时沉痛而又     

再谈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首次出现在鲁迅先生于1934年6月4日的《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是针对当时“发扬国光”的复古潮流而提出的，提倡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继承、有吸收、有改进、有抛弃，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所谓拿来是有选择的垒、为我所用的拿。     

真实地描写现实关系

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理论上,竖起了一面“干预生活”的旗帜;在创作上,出现了一批触及时弊的作品。二十年前,它们被认为是“反现实主义”的“毒草”,今天回头看看,人们叉不得不承认它们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带刺的香花。对于这一现象,人们不能不严肃地思考一个问题:翻过去又能翻过来,说这样又能说那样,现实主义到底还有没有个基本准则?在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干预派”究竟应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与我们

毫无疑问,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体现了“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是,以往我们对这一原则的理解基本停留于真实地反映社会外部形态,即人的“外宇宙”上,这不免有些表面化、简单化了,从而影响了我们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整体把握,也妨碍了我国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走向成熟。     

“移植”与“嫁接”——海外华文文学滥觞时期的继承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 ( 2 0世纪上半叶 ) ,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学时期 ,它既是对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与反馈 ,又是对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启蒙与滥觞。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体 ,出现在南洋地区 ,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 ,它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移植”及对西方文化文学、居留地文化文学的“嫁接”典型地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继承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走向。     

茅盾和我国的文学翻译工作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大师几乎都是多面手,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茅盾也是如此。他的文学生涯就是从译介外国文学开始的。茅盾21岁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编译工作,而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开始翻译和介绍大量国外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其中短篇小说居多,出版过《雪人》和《桃园》两部译文集,此外还译有中、长篇小说以及散文、剧本等。然而,对茅盾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个人翻译多少,而在于如何组织大家的力量系统地、经济地对外国文学进行有选择的翻译,鉴于此,他和郑振铎、叶绍钧等12人于1921年组织了文学和翻译团体——文学研究会,并对《小说月刊》进行了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