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

"政党外交",是指一国之合法政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主体上的合法性、功能目的上的国家政府属性,可谓政党外交概念内涵的核心。"政党外交"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术语,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作为一种以政党为行为主体的外交形式,这种现象早已存在。政党外交主要起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党际交往,二战后扩大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各类政党。中共政党外交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政党外交"这一概念的使用,体现和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共对外工作的重大转型,可以用作概括描述党的对外工作的最主要用语。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际关系理论的探讨与实践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际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伟大的实践:毛泽东坚持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党际关系原则,开创了我党同其他政党交往的历史;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实现了党际关系的历史性跨越;江泽民提出了世界多样性思想,使政党外交以独特的方式为我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政党外交研究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伴随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不断多元化,政党外交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政党外交具有内容涉及范围广、形式多样灵活和影响深远等特征.它是国家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石.在影响政党外交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政党政治的普及和发展是客观前提,政党的自身素质是主观因素.当前.政党外交呈现出与其他外交形式融合程度更高、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及结成政党国际等发展趋势.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分析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基本方针,以新时代中国梦为政治共识的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两者在政党制度理论、政党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与代表形式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在政党制度理论上,两者分野于洛克的思想;在政党与国家关系上,两者是体制内生性政党与体制外生性政党的区别;在党际关系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是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多党合作关系;在代表形式上,西方是聚和式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政治协商民主形式。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政党外交中的作用探析

政党外交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和最高领导者的直接领导下运筹和实施的。无论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外交方面的领导力极其显著而有效。这种领导力表现在排除外部干扰、维护自身独立性的能力;制定决策与指引航向的能力;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服务国家经济建设的能力;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的国际公关能力;国际上的政治引领能力,等等。中共在政党外交中的领导力是其自身的制度体制、思想文化、思维定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天然和永恒的,需要在实践中积累、在不断的改革创新中提升。     

刍议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于党的事业以及中国外交都具有重要意义。在革命党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了对外工作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独立自主经验。建国后至上世纪70年代,政党外交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外交局面打开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较大起伏。尤其是受"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一度受到很大制约。改革开放启动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战略出现重大调整,确立了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冷战结束后,中国政党外交顺应全球化和多极化趋势,在交往对象、方式和内容等方面不断拓展,推动着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     

参政党对外交往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国家治理。参政党对外交往指的是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参与的外交外事活动,主要包括人大与政协外交、政党外交和公共外交三种形式。参政党对外交往具备稳固的政治基础、丰富的历史经验、独特的专业优势与灵活优势,但也存在若干不足。当前,国际话语权愈演愈烈,我国急需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了解,破除国际上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各类偏见与污蔑,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其中责无旁贷、大有可为。各民主党派需要进一步发掘对外交往潜力,提高对外交往的政治意识,完善体制机制;明确对外交往的目标定位,发挥党派优势;丰富对外交往的平台形式,树立品牌典型,从而以参政党对外交往强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话语权。     

世界各国政党体制与国际政治研究综述

政党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逐渐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学者们初步分析了世界各国政党体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以及政党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的具体表现;阐述了开展政党外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论证了政党作为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型行为主体,其影响已渗透到一个国家内政、外交活动的各个方面,并因此影响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     

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内涵与世界意义

新型政党制度是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是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风雨同舟的产物,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伟大的独创性。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特点:奋斗目标的同心同向;亲密合作的政党关系;政党活动领域的广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科学化;社会利益关系全面协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政党外交:理论、目标与方向

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旨在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指导政党外交在多层次、宽领域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包括:加强友好互利的伙伴关系,构建政党利益共同体;加强全球治理的互助合作,构建政党责任共同体;加强同舟共济的合作意识,构建政党命运共同体;加强互通有无的经验交流,构建政党成长共同体。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