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组织：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桥梁

社团组织是介于政府与单位之间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中观管理层次,是公民社会服务的重要组织。农民工脱离乡村组织游离在城市的边缘,农民工城市政治参与显得非常尴尬。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国家正式组织还远不能满足农民工政治参与的需求,社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必不可少。因此,充分利用社会团体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组织桥梁作用,是当前保障农民工政治参与有序进行的重要途径。     

政治参与如何影响政府信任：清廉感知的中介效应

政府信任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是公众对政府行为、过程与绩效等的一种评价。基于CGSS2015的调查数据,分析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清廉感知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研究结果表明,投票型和沟通型政治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显著,清廉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而接触型和维权型政治参与会对公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清廉感知在其中承担了部分中介的作用。因此,要想保持高度的政府信任水平,一方面可以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回应民众需求,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保持当前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建立廉洁的政府形象,提升公民的清廉感知,进而带来政府信任水平的提升。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农民工公众信任对其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

本文借鉴消费者信任-行动理论,利用2013年深圳P区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从公众信任视角切入,从政府信任和人员信任两个维度对农民工公共服务参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的总体信任对其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民工对于流入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信任水平越高,公共服务参与率越高;而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机构的不同信任水平对其参与公共服务均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对于提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有序参与流入地公共服务,进而推进"以人为本"城镇化发展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劳工代表、发展型政府治理工具——农民工权益维护中工会的多重脸孔

本文从三方面探讨工会对劳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作为工人代表的组织,积极维护劳工权益。作为影子政府的组织,体现了发展型政府在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平衡术:基于效率机制,不支持劳工增长权益,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基于合法性机制,维护劳工底线权益。并基于代表性问卷调查数据对相关机制与假设进行验证。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引入了企业是否有党组织作为政府的代理变量,分析工会、政企关系对劳工工资获得、工资水平的影响,其中政企关系起着中介作用、抑制作用双重效应。而分位数回归结果,不仅展示了工会、政企关系影响的异质性,也进一步支持了关于工会代表性作用、影子政府治理作用的假设。     

城市治理中的社会组织:政府购买与能力建设

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政社关系是重要的变量因素。基于政策激励与利他主义愿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提供了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案与选项。政府购买能够对社会组织发展产生激励效应。当前推行的政府购买政策具有选择性"培育"社会组织的特征,城市治理需要社会组织具备相应的回应能力。为了达到提升城市治理有效性的目的,政府购买宜在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能力和参与治理的协同能力两个方面同时施策。     

对立还是共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研究

在现实的合作情境中,传统的单维度视角无法解释合作双方之间复杂的信任关系。通过对《中国NGO口述史》的文献考察,可以将"信任"与"不信任"作为两个独立维度来考量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信任"与"不信任"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信任关系的共生态,社会组织既接受政府权威,同时质疑政府的部分理念和作风;依赖政府,同时表达独立性的愿景;配合政府的工作,同时制约政府行动;与政府理性交流,同时保持审慎观望。而政府则给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活动空间,但严格监控其行为;为社会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资助,但是条件苛刻甚至口实不一;依靠社会组织展开部分工作,但是态度傲慢甚至任人唯亲。双方的信任关系处于一种矛盾结构:政府对社会组织"低信任/高不信任"共存,而社会组织对政府兼具"高信任/高不信任"。要构建良性的信任关系,制度化是根本出路。     

“失衡效应”: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定位与机制

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呈现出决策资源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归纳为"失衡效应"。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制度约束与权力关系构成了"失衡效应"的主要变量。其中,制度约束是控制变量,权力关系是因变量。权力关系由政府监控能力与社会反应强度两个方面构成。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强,社会的反应强度越高,则"失衡效应"越弱;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弱,社会的反应强度越低,"失衡效应"越强。     

领导行为与政府绩效的关联路径:基于下属信任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领导行为确实会以下属信任为中介对政府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大于交易型领导行为通过下属信任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不同的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间接效应的方向与该行为对政府绩效所产生的直接效应的方向一致。而性别、职级、学历等个体特征差异对研究结果没有显著影响。关注下属的媒介属性是深入全面了解领导行为对政府绩效的影响过程及作用机理的有效切入点。可以从公务员个体、组织文化、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发挥下属信任的积极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实证研究——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作用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构建民族地区社会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分析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影响机理，重点考察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政策满意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政策感知对参与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政府信任在政策感知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政策满意在政府信任和参与行为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地方政府信任差异研究——基于CSS2011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CSS2011数据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信任刚过及格线,地方政府绩效信任高于过程信任,地区省份之间存在差异,西北、西南地方政府信任度高而东北地方政府信任度最低。为此,应强化地方政府自身建设,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有重点地提升各地区省份的地方政府信任水平。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以重庆为例的调查研究

重庆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具有市民化的意愿,并通过关注政府政策、与城市居民交往、丰富业余生活和参与城市社区活动等方式融入城市生活.但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总体上并不高,而户籍、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和城市生活环境等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有所作为,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     

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联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推进逻辑

自上而下地推动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倾向,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充分释放和有效发挥城市、园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主观能动性、积极性以及创造性,由政府主导走向多元联动。通过建构一个“政府—城市—园区—企业—社会组织”联动发展的逻辑框架,重新梳理各方在参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的行动逻辑与功能定位,本文主张:转变政府职能,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组建区域性协调机构和多维协商机制,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以管理输出、资本合作等方式,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联合共建产业园区;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促使企业跨区域并购和产业链跨区域连接;完善社会参与机制,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政府信任媒介的信任建构逻辑及其获得机制建设——基于乡镇政府的考察

政府信任媒介主要包括日常话语、接触、民众参与和文化符号.它们分别通过代表正向效应的“街谈巷议”和代表负向效应的“流言蜚语”两种方式,旁观-过渡-决策三种类型、认知-情感-态度-评价四种政治文化,来建构和影响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信任.为了使政府信任媒介能够对政府信任发挥正能量的作用,我们的制度系统应该建立三种信任获得机制:一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压力机制；二是乡镇政府信任的动力机制,三是乡镇政府信任的评价机制.     

时政亲和、媒介使用与网络青年的政治信任

基于2232份青年的网络调查的数据分析,对青年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一,青年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对中央的信任度要高于基层信任的,这一结论符合“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结构.第二,部分时政亲和因素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积极作用,部分时政亲和变量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消极作用.第三,青年越多地使用官方媒介来获得时政信息,政治信任就越高,越多使用不正式渠道来获取时政信任,政治信任就越低.第四,时政亲和对青年对中央机构的信任和基层机构的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警惕网络媒体中过多的不良信息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官方网络媒体的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提高青年的政治信任,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好的网络平台和社会环境.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

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有助于规范社会组织与其它社区主体的关系、促进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机制创新要发挥软法与硬法、正向与逆向和内生与外设的合力作用,实现社区治理机制的长效效应。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建构要积极协调社会组织在社区与地区、机制与体制以及内、外部机制建设等方面关系,实现社会和政治因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从主体多元化看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完善

治理和善治理念应用于城市管理,成为构建城市治理模式的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告别传统的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最终实现城市善治,必须重新定位政府角色,改善政府管理,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市民的作用,构建政府——非政府组织——市民三者信任、协商、合作的伙伴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