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问题的经济根源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的西部，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占苏丹总面积的1／5，北邻利比亚，西与乍得接壤。达尔富尔境内约有80多个民族，人口估计有77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0％，其中约有60％是以耕种为生的农民，主要是富尔人，而其他族群则主要是游牧或半游牧的农民。达尔富尔的北部是热带沙漠气候，向南逐步过渡为热带草原气候（或称萨瓦纳气候），降雨量也是自北向南递增，其中土壤最肥沃、     

达尔富尔问题的历史溯源——再论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因、阶段及性质

在目前冲突爆发之前,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局势已然十分紧张和混乱.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由于这一地区的资源争夺和之后的种族对立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冲突不断升级与扩大,性质也逐渐由传统的部落冲突演变为种族间的暴力对抗.20世纪末,苏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分裂及国家层面的权力争夺,给达尔富尔地区原本严重的种族冲突注入了政治因素,而南方问题趋于解决又给对政府心怀怨恨的某些达尔富尔精英分子树立了用武装斗争赢得权力与财富的样板.因此,达尔富尔目前的危机并非偶然和突发,它既是当地原有冲突的全面升级与扩大,也是争夺国家权力与财富的又一战场.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作用

始自2003年初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近年来迅速上升为新的国际热点问题,且由于中国和苏丹有传统友好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达尔富尔问题也成为国际上一些组织和个人用来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而"沾染"上"中国因素"的达尔富尔问题反过来又进一步高调占据国际媒体。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生态恶化导致该地区部落间的利益冲突。达尔富尔问题从苏丹内部一个地区的生态战争"升级"为一个高度国际化和政治化的政治与外交战争,主要源于该地区局势趋于恶化、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活动的警示作用,以及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而后者是最主要因素。中国主张用对话和谈判、发展与合作的方式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目前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由来

2004年6月以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那里的阿拉伯民兵对富尔人、扎卡瓦人和马萨利特人等黑人部族居住的村庄频频发动袭击,烧杀劫掠,无恶不作,迫使大批黑人为逃     

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剖析

2003年爆发的达尔富尔冲突造成了平民大量伤亡和流离失所。美国于2004年将其定性为灭绝种族，推动对苏丹实施国际制裁。2005年联合国发表调查报告，否定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认为苏丹政府没有奉行灭绝种族政策，此报告引起西方不满。2008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犯有三项灭绝种族罪，等于再次肯定了达尔富尔灭绝种族论。美国等西方国家将达尔富尔问题营造成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一方面是要给苏丹政府扣上一个紧箍咒，一方面则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对此，我应有清醒认识，采取适当措施，灵活应对。     

从达尔富尔危机透视气候变化下的生态冲突

达尔富尔危机始于2003年2月.这场冲突的矛盾根源是达尔富尔的环境难以承载本地居民与外来生态移民的共同需求,由此引发双方对生存资源的争夺.气候变化是达尔富尔危机的驱动因素,而脆弱的治理结构和粗放的生产方式是酿成危机的内在动力.根据对萨赫勒地区近期的气候变化研究成果,结合苏丹的自然地理、农牧生产、殖民历史等因素,我们认为,达尔富尔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农业危机,是一国内部治理问题国际化的产物,解决这场冲突有赖于农业集约化生产的发展.     

中国的苏丹问题研究综述(1949～2006年)

yh苏丹地处非洲板块、亚欧板块和印度洋三大板块之交,汇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黑非洲三大文明于一身。作为非洲最大的国家,苏丹拥有2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耕地广袤,物产丰富,繁衍生息着约600个“地方民族”①。早在公元前750多年,这里的人们就建立了伟大的库施王国,并统治埃及大半个世纪。苏丹于19世纪末沦为英埃共管地,1956年独立后又饱经40多年内战的苦楚。2003年爆发的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吸引了全球的目光。目前,中国对苏丹问题研究还比较滞后。本文试图对建国以来中国对苏丹问题研究作一概述。认识苏丹(1956～1965年)建国伊始,中国的…     

达尔富尔重建之路有多远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用这样的描述形容苏丹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的主要街道,可以说名符其实。2007年7月23日,我们在这里看到,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与警察。进入市区的路口都有军用皮卡车驻守。车后面都高高地架着一挺重机枪,拖着一长串子弹。车上站着的四五个士兵都拿着枪,望着不同的方向。在进城的那个路口,因为州长家和州办公场所就在那里,因此成了防守的重中之重。十字路口的4个方向都停着军用皮卡车,4个方向的街道两边也都站满了警察与士兵。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实地看到的达尔富尔,一个强力维持下的和平的达尔富尔。亲历沙尘暴达尔富尔…     

对中国外交应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总结与思考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自然环境恶化、族群矛盾、地方与中央矛盾、西方干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2003年以来,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被卷入达尔富尔问题,并逐步进行主动的外交应对。中国的政策主张及外交实践主要包括:第一,坚决维护苏丹的国家主权和独立,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第二,积极"劝和促谈",凝聚各方共识,大力推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第三,立足发展问题,积极提供发展援助,改善当地民生,为和平解决争端营造环境。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外交启示主要包括:首先,创造性地运用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法宝。其次,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拓宽参与国际事务的渠道,是中国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宝贵经验。最后,要善于塑造自身的国家形象,这是中国在处理达尔富尔问题过程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苏丹驻华公使易卜拉欣·卡利姆博士访问西亚非洲研究所

8月 2 4日 ,苏丹驻华公使易卜拉欣·卡利姆 (IbrahimKarim)博士应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访问 ,并就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的由来等问题 ,与该所的学者进行了座谈。现将卡利姆公使所谈的观点摘要如下 :卡利姆认为 ,在达尔富尔确实存在着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它由冲突所引发。而在冲突的演进中 ,外部势力扮演了某种角色。这场冲突是在苏丹南部地区旷日持久的战争濒于解决之际突然爆发的。它显然是各种外部势力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分子煽动的结果。达尔富尔问题也因某种宣传和信息误导而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卡利姆指出 ,对于“苏丹解放…     

中国与欧盟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合作探析

达尔富尔问题本质上是由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所加剧的种族间资源争夺,属苏丹国内事务.在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间三方协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努力中,中国和欧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和欧盟的合作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中国与欧盟对达尔富尔问题的性质、解决方法和程序等有较多共识,在外交努力中也有诸多共同点.这决定了中国和欧盟可以加强合作,大力推动早日解决达尔富尔问题.这种合作对于促进中国和欧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有重要示范效应.     

美国犹太人与"拯救达尔富尔运动"

美国犹太人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兴起及其组织网络建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悲情及其自由主义价值观使得他们对包括达尔富尔问题在内的人权事务有着特殊敏感性和使命感,进而影响了"拯救达尔富尔运动"的组织手段和宣传策略."拯救达尔富尔运动"表现出美国犹太人的双重性:既有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将自身的历史命运与弱势群体联结起来;又高度关切犹太民族利益,显示出其民族特殊主义的一面.     

Darfur and Sino-U.S. Relations

The Darfur issue has been influencing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since July 2004.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reasons to say so. Firstly, China and the U.S. disagree,both on the nature of the issue and on its solution. Secondly,China and the U.S. have conflicting interests, especially their oil interests in Sudan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Finally, U.S. domestic political forces have forced the issue onto the agenda of Sino-U.S. relations. Although the issue has become an unharmonious factor in the Sino-U.S.relationship, it has not damaged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too much. Instea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en cooperating on the issue.     

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话语权——评《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一书

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刘鸿武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李新烽博士主编的《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下称《研究》)一书,于2008年10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UN Troop Deployment and Preventing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in Darfur

ABSTRACT

Does the presence of UN peacekeeping force lower civilian fatalities at the local level? If it does, is it because of their coercive military capacity or for other reasons such as their roles in monitoring and reporting violent atrocities? To explore these questions, I study the deployment of peacekeeping units in Darfur and its impact on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Using original geocoded data of UN deploym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 examine what aspects of such deployments impact one-sided civilian killings by government and rebel groups. Results indicate that deploying UN peacekeepers in an area restrains belligerent from targeting civilians. However, the military capacity of peacekeepers is not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While their ability to defend themselve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peacekeepers, these findings caution against the militarization trend in UN peacekeeping and seek to reshift focus on other substantive aspects of peacekee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