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性：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第三种研究视角——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

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决定论是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足。本文指出,实现传统乡土性向现代城市性的转化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另一面向,并且是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完成的根本性标志。本文从生活方式、社会联结、现代组织生活、公共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等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城市性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的建构作用。初步构建了非农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     

网络空间中政治亚文化的结构转型与治理逻辑

在网络空间中,"网络化"推动政治亚文化的结构转型,其结果是在"异质文化"中生成"非理性文化"。从现象层面分析,非理性文化是网络空间政治亚文化与社会空间政治亚文化对于政治主流文化存在不同反应的结果。从逻辑层面分析,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生成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网络规范相对于社会规范的异化;第二,网络社会化对现实社会化的异化;第三,网络文化生产结构对社会文化生产结构的异化。在上述三方面的作用下,非理性政治亚文化存在"减压"与"颠覆"两种可能性。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治理需要突破以"管控"为主导的逻辑,而从主体、衔接与生产三个层面建构以"治理"为导向的逻辑。在新的治理逻辑中,实现政治主流文化与不同形态政治亚文化相互适应、相互理解与相互建构。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道德困境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多道德困境,引发农民工道德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文化冲突、社会偏见与歧视、制度保障缺失和自身素质不高等方面的因素。     

制度供求失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及破解思路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政府制度的引导和支持,而客观存在的户籍、就业和社保等制度供求失衡却成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重要制度障碍。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多举措破解制度失衡。各级政府既要准确定位,校正制度供给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标准,还应更新观念,走出认识误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下,积极进行各项具体制度创新,全面创建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的制度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同城市的融合。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误区及矫正

现有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既有测算上的技术偏差,也存在整体上的战略误判。农民工市民化固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长远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对于研究者来说,要走出拘泥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细节的误区;对于决策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各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功能拓展的系统效应

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下滑,既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金融安全、对外贸易及投资构成了挑战,又为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需型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而农民工市民化是保证内需增长的核心问题。城市功能叠加式的拓展,与农民工市民化互相促动,具有良性互动的系统效应。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清除体制性障碍,致力于创造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共生的发展模式与生活方式。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从政党协商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政党协商视域下中国政党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从历史逻辑层面看,政党协商产生于弥补单一选举民主带来的弊端,是实践中先发的、主动的政治选择。从文化逻辑层面看,政党协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有机融合,具有适配中国政治土壤的强大生命力。从政党协商的内外结构层面看,政党协商建构了新型的政党与政党、与政权、与社会的关系,超越了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壁垒,实现了和谐高效的多党合作局面。从机制层面看,在运行过程中,政党协商以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