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刑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索精神病犯服刑能力的影响因素,为服刑能力量化评定奠定基础。方法以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精神病院2003年11月1日～2003年12月31日期间住院及新入院病人为研究对象,采用RTHD和自编的服刑能力法律心理能力问卷和服刑相关情况调查表,从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两方面探索服刑能力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185例研究对象,分为有或无服刑能力两组,在一般状态、认知障碍、情感症状和行为异常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自知力对服刑能力具有显著影响,两组社会功能也存在显著差别;虽然研究对象入院时表现行为紊乱、言语紊乱、情绪低落甚至出现自杀、自伤、精神运动性迟滞,生活不能自理、易激惹、冲动伤人、劳动能力下降等明显异常,但对问卷的分析没有体现出这种异常。结论在精神症状的影响下,精神病犯表现出明显异常,辨认和控制能力明显受损,不能正常接受服刑改造。     

精神病人受审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究精神病人受审能力的影响因素。方法对在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与法医学院法医精神病学教研室进行法医精神病学鉴定的170名被鉴定人进行受审能力评定,评定研究对象的受审能力、精神症状,收集其人口学资料、犯罪学资料,采用统计描述、t检验、χ2检验、秩和检验和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精神病人受审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BPRS的思维障碍因子、激活性因子、PANSS的P分对受审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无受审能力组病理性和不明作案动机比例较高,且与有受审能力组相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无受审能力组言语智商低于有受审能力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无受审能力组精神分裂症比例较高,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BPRS的思维障碍因子、激活性因子、PANSS的P分、言语智商、精神疾病诊断、作案动机对精神病人受审能力具有一定影响。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中“精神病人”之司法判定

新《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确定了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为“精神病人”,但是精神病人的认定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存在诸多问题.“精神病”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人格障碍者和性变态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应从严掌握.强制医疗适用对象应包含无受审能力和无服刑能力的精神病人.司法上判定精神病人应将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结合起来.     

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影响因素。方法用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的精神病人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对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2001年鉴定的159例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件进行回顾性资料分析。结果该量表的绝大多数条目在不同责任能力组差异均达统计学显著性水平,对作案行为的罪错性认识、作案现实动机、自我控制能力损害、自知力损害、作案时间选择性、现实检验能力损害、生活自理能力损害、工作或学习能力损害等是影响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以对作案行为的罪错性认识、作案现实动机、自知力损害等因素更为明显。结论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可为精神病人责任能力评定提供相对可靠的客观依据。     

论民事诉讼能力及其分级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诉讼主体之一,当法院怀疑当事人存在精神状态异常,考虑到他们是否具有主体资格时,可委托鉴定机构对当事人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并评定其有无诉讼行为能力,以此来维护精神病人及各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本文结合民事诉讼能力的研究现状,首先阐述其概念,分析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诉讼能力的区别,然后分析其分级方面存在的争议,最后阐述民事诉讼能力应当的等级划分。     

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精神分裂症违法者中的运用

目的探讨《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精神分裂症违法者犯罪案件中的运用。方法多中心收集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分裂症犯罪嫌疑人,完成量表评定,同时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进行三级划分。结果小部分组、部分组、大部分组量表评定总分的平均分依次升高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分别为21.16±4.17、25.87±5.43、29.35±4.60;量表共18个条目均与评定分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从0.154至0.590不等;因子分析得到6个因子,能解释68.485%变异。结论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内部构建合理,在精神分裂症违法者犯罪案件中,其评定总分能有效反映三级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之间差异。     

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器质性精神障碍司法鉴定中的运用

目的探讨《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器质性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司法鉴定中的运用。方法多中心收集73例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器质性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完成量表评定,同时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进行三级划分。结果小部分组、部分组、大部分组量表评定总分的平均分依次升高且存在显著性差异,分别为22.00±2.24、27.46±5.46、31.94±4.93;量表共15个条目与评定分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从0.233至0.661不等;因子分析得到7个因子,能解释76.306%变异,判别分析结果表明68.5%的样本能被正确划分。结论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内部构建合理,在器质性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司法鉴定中,其评定总分能有效反映三级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之间差异。     

精神病人暴力伤害案鉴定中妄想因素分析思路

精神病人暴力伤害案件中,妄想为影响被鉴定人作案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突出常见病理性因素。《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为鉴定提供了原则性指导,但在具体案件中,鉴定人对妄想在实施暴力伤害行为中的性质、作用及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常存在较大分歧。本文结合案例,对此类案件中妄想因素的作用及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提出若干分析思路,供同行参考讨论。     

论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责任

在我国精神医学中,精神疾病与精神障碍的含义并不相同,从刑事责任能力的主要内容来看,我国刑法中精神病是指广义的精神疾病,而在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工作中存在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一致,掌握尺度不同的问题,最终造成评定结果不一致,因此必须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标准作深入理解与探讨。本文综观法律关于精神病的刑事责任实践与立法,对我国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深入探讨,发现在当今司法实践中精神病鉴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对此提出意见,为完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建立统一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提供理论依据。     

精神病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强奸案件中的运用

目的探讨《精神病人限定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在强奸案件中的运用。方法用《精神病人限定责任能力评定量表》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77例强奸案例,完成了量表评定,同时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进行三级划分。结果小部分组、部分组、大部分组量表评定分逐渐升高,且具有显著性差异,量表共16个条目与评定分相关,相关系数从0.265至0.611不等,因子分析得到7个因子,解释75.784%的变异。结论精神病人限定责任能力量表内部构建合理,在强奸案件中其评定总分能有效反映三级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之间差异。     

官司讼累生态与徽州民间调处解纷偏好——依据明清徽州文书的解读

明清时期,我国一些区域尤其是江南地区是否已如学界所言形成了“健讼”民风?徽州文书特别是诉讼文书档案并未证实。透过徽州文书可以看出,州县司法由于理讼效率低下、民刑程序不分、贪腐横行及交通困阻等因素,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讼累。在官司讼累余悸之下,百姓自然形成了通过民间调处尽快了结纠纷的选择偏好,在州县司法的告诉前、审理中与判决后三个阶段,民间调解均发挥着全方位的重要作用。这一偏好的形成,与民间调处成本、低效率高,官府对民间调解的鼓励依赖,以及民间调处更有利于修复关系等原因有关。传统官僚政治体制的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理讼能力)的严重缺陷,只能由民间社会的有限自治功能(特别是解纷自治功能)来加以弥补。     

日本民事诉讼费用救助制度之研究

日本的民事诉讼费用包括裁判费用和当事人费用。为了保障公民接近正义,实现实质上的平等,日本民事诉讼法 中规定了诉讼费用救助条款。原则上,这一救助只涉及裁判费用,救助的效力表现为延缓缴纳裁判费用等诸多方 面。我国目前还未在民事诉讼法中设置诉讼费用救助条款,所以,日本的相关制度对我国极具参考价值。     

News media reporting on civil litig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ivil justice decision making

The news media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t as a powerful influence on the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influencing decision making in particular cases and on the system more generally as media reports influence the decision making of various participants in the system.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 that ha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s media reporting and civil litigation and proposes a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this work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future research efforts. Specifically, we discuss the nature of media reporting on civil litigation, perceptions of the civil litigation system held by the public and legal actors, and the potential influence of news reporting about civil litigation o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jurors, judges, civil litigants, and policymakers. Overall,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news reporting of civil litigation presents a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picture of civil litigation and that this reporting can influence perceptions and outcomes of civil litigation in various way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gaps in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at need to be filled. The proposed organizational scheme helps to identify ways that future research can provide links between the finding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to identify ways in which this research can be extended to new areas.     

民事诉讼调解模式研究

在民事诉讼调解社会化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当前语境中,从权力配置的视角对民事诉讼调解进行模式化的分析并提炼出权力独享型民事诉讼调解、权力共享型民事诉讼调解和权力分享型民事诉讼调解三个概念是对民事诉讼调解进行一般性研究的创新尝试,不仅可以为社会公众认知各式各样的民事诉讼调解提供智识上的帮助,而且可以通过对不同模式的民事诉讼调解之运作机理的概括、解释来为民事调解的现代转型提供支持。     

论我国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关系之协调与整合

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离不开民事诉讼程序机制的科学建构 ,尤其是程序机制彼此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一审与上诉审运行现状的基础上 ,应当进一步完善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建构 ,正确理顺二者的关系 ,确保一审事实审的中心地位 ;适当限定上诉条件 ,进一步理顺一审与上诉审的关系。     

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初探

公益诉讼于上世纪90年代从西方引入我国,其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保护国有资产、拓展公民权利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潜力.目前,我国新民诉法已将公益诉讼制度纳入其中.本文也尝试着从案件受理、诉讼主体、管辖权等方面对该制度的具体适用进行量化和细化,以期对公益诉讼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些许的帮助.     

医学影像检查之诸民事法律问题初探

医学技术的进步已深刻影响着整个医疗活动。作为重要的医疗检查、诊断手段,医学影像检查在医疗活动中所起作用日益重要。然而,医学影像检查的结果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如医学影像检查仪器的性能、影像科室医、技师的技术诊断水平以及就诊者本身生理病理状况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医学影像检查结果的客观准确性。在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因医学影像检查引起的民事纠纷逐年增多而法学界少有结合医学影像学知识作探讨文章,笔者结合医学影像学知识与民法理论,初步探讨了医疗机构间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认、错误出生案件等医学影像检查行为所涉民事法律问题。     

台湾地区民事证据保全制度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为了彻底改造所移植外国法,更新传统诉讼观念,解决诉讼拖延、效率低下和诉讼成本高昂问题,我国台湾地区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就证据保全制度从立法理念到具体内容进行了重大变革。新证据保全制度所蕴含的保障程序主体权、扩大诉讼解决纠纷能力、疏减讼源及预防纠纷发生的理念,以及为贯彻该等理念在设置具体制度时,扩大证据保全范围、规定并引导当事人于证据保全程序中达成协议和严格证据保全的程序保障的做法,对大陆证据保全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民事证据裁判原则”辨识

证据裁判原则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原则。受刑事诉讼法理论的影响,证据裁判原则也在民事诉讼中被人们所提及。但基于民事诉讼的特定语境——民事纠纷性质、实体法属性、纠纷当事人关系、民事诉讼规范体系的特定性,证据裁判规范的要求就具有了与刑事诉讼法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其例外情形、原因及发生机理也有所不同。基于民事案件事实揭示的机理和民事诉讼法强调"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要求,在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作为原则的意义和地位远不如刑事诉讼。对于如何认识证据裁判的规范地位和意义,无论是民事证据规范文本的规定,还是人们对例外情形的认识,都存在着一些误识。误识的主要原因是脱离了民事纠纷的特性,按照公法思维而非私法思维去认识证据裁判的意义。文章就此进行了澄清和辨析。在民事诉讼中,对于事实认定而言,更重要的是自由心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