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沿革综述与制度展望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通过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沿革进行回顾，通过对检察院职能的梳理提出回到“两法”衔接本身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检察院职能问题，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进行反思—重构理论基础，采取有限的刑事优先原则、加强程序设计、优化证据转化、完善立法及其他程序，最后对各领域出现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地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会议联席制度和数据平台建设、典型案例库建设以及公安机关先行介入问题提出分析和展望。     

问题与完善：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衔接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背景下,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既是一个需要厘清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实际问题。通过梳理我国《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等法律的有关条文,发现衔接公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法律条文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这些模糊性主要体现为就同一行为:可能会分别评价为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关于特定法律术语的规定不够明晰。其消除路径主要是:界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规范含义;设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制裁方式;确定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的适用原则;对行政违法与行政犯罪存在内在张力的法律条文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法律解释予以解决。     

我国刑事司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现有刑事立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司法机关应树立遵守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合作及强化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遵守本土化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并允许司法机关在坚持程序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诉讼规则的适度创新.对于与刑事司法相关的国际条约,我国应当采取间接适用方式.要使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必须完善我国宪法规定、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     

宪法对刑事司法的实体性控制——合宪性解释的方法论引入

刑法作为出自宪法的子法,刑法规范应该立足于宪政的理念与价值而制定,并在适用中与宪法保持高度一致,否则就不可能有其实质的意义与价值.在当前特别注重“宪法生命”与“刑法知识教义学化”的学术潮流下,合宪性解释是宪法实现对刑事司法实体控制的一种不容忽视的教义学路径.合宪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支撑与相互衔接的二元解释体系.在刑事司法中,合宪性解释主要有消除违宪疑虑、控制解释边界和检验解释结论三个层面的价值.     

刑事再审程序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程序之一，近年来备受法学界所诟病．究其原因，既有具体程序技术性设置方面的不科学，也有司法理念预设的过于理想化．更有司法体制方面的缺陷，同时，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与“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也存在冲突。我们应正式确认“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在宪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原则性规定，也可以在改革措施上规定“我国公民若依刑事程序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享有不得就同一罪名再接受审判或惩罚的权利”。刑事再审的理念追求的应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二者的平衡，以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两法”衔接:从刑事优先原则到同步协调原则

近年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本文简称"两法"衔接)的规范性文件频繁出台,然而并没有改变现实中"两法"衔接难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关于"两法"如何衔接的基础理论进行探讨。在目前实际的运行机制中,刑事优先原则是首要原则。在分析该原则依存的社会基础、规范依据、行政犯刑事违法性判断的从属性的同时,比较实践中刑事和行政的不同处罚力度,探讨了案件移送制度的本质作用,发现衔接机制中的刑事优先原则存在问题,从而提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运行应逐步适用同步协调原则。     

我国刑事司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现有刑事立法与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司法机关应树立遵守国际条约、加强国际合作及强化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遵守本土化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并允许司法机关在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前提下进行诉讼规则的适度创新。要使我国刑事司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必须完善我国宪法规定、实体和程序法律规定。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战训合一”模式研究——兼谈我院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建设与改革

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上要牢固确立“四个意识”即“证据意识、侦查意识、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做到三个“贴近”即“贴近基层，贴近实战．贴近需要”，将学生培养成为“面向公安实战，面对现场勘查，面向社会实践”的具备现场勘查技能和专门知识的专业学科人才，从而打造出学院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以更好地为侦查破案和起诉审判提供线索和证据，为贵州公安司法实战输送和培训合格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对贵州公安司法实践作出应有的贡献，实现学院发展的总体目标：“将学校建设成为贵州公安司法干警的培训基地，培养21世纪新型警官的摇篮，贵州公安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资料中心。”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工作机制初探

面对市场经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现行刑法根据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增加了大量犯罪形态为行政犯罪的新罪名 ,客观上形成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所针对的对象和范围存在交叉现象 ,应当既承担行政法责任又承担刑法责任。然而我国 ,阶段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执法体系 ,为使行政违法犯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 ,必须建立健全起科学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工作机制。文章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实际要求 ,重点对建立健全相衔接工作机制亟待解决的难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在渐进分析过程中 ,认为当前缺乏具有司法属性的操作依据 ,是阻碍建立这种机制的重要因素 ,并针对性地提出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依法纳入司法轨道的设想     

刑事司法数据分类分级问题研究

数据分类分级构成了刑事司法领域数据安全保护的基本前提,但数据分类以“属性”为标准,数据分级则以“后果”为标准,二者存在区别。由于数据分类分级对于国家履行数据安全保护职责有积极意义,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有相关规定。刑事司法领域内的数据分类分级与其他领域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之处,应当遵循兼顾数据安全保护与数据开放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运用利益位阶分析、风险识别、面线结合的方法进行刑事司法数据分类分级。在分类方面,刑事司法数据可以在政府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大类基础上再加以细分;在分级方面,可以将刑事司法数据划分为国家核心数据、重要数据和一般数据三个级别。根据此种分类分级,可以从机构、人员、软硬件、程序四个角度着手针对不同类型和层级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数据安全保护。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与刑事再审制度的改革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原则,也是国际刑事准则.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禁止基于同一事实将一个人置于双重危险之中,与既判力、一事不再理具有相同性质.我国的刑事再审制度应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以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     

论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证据在诸多方面不同于刑事证据,但由于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行政证据有时需要转化为刑事证据。法律对于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有一定的规定,但在转化的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如衔接不到位的问题,因而需要在立法司法规制方面加以完善,才能使行政证据顺利地、有效地转化为刑事证据。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论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人权保障、司法正义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因传统上受大陆法系影响,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立法中尚属空白,由此才有了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司法不公、侵犯人权频频发生.确立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刑事立法、规范执法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理论角度,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确立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意见和构想.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内涵、构成与完善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两大抓手,其协同配合是有效惩治环境违法犯罪、维护公众健康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文章对制约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瓶颈问题与对策建议展开分析。首先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厘清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基本内涵;随后从案件移送机制、证据转换机制、检察监督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四方面解析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运行机制以及现存问题;最后从调适案件移接标准、健全证据转换规则、强化检察监督效果、推进案件信息共享等方面,提出完善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具体路径,为后续研究提供可借鉴的视角。     

刑事违法所得界定的法理学基础

刑诉法特别程序中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刑事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但在刑事诉讼中,因刑事违法所得缺乏相应的界定标准,相关法律仅有原则性规定且界定方法和追缴程序并未明确,造成司法机关在适用上不统一,导致对刑事违法所得的追缴不力,继而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制度的权威性。本文将从法理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明确刑事违法所得界定范围和标准,探讨刑事违法所得界定的一般方法。     

社会角色与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

刑事司法职业伦理对于刑事司法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符合法治期望而又立足现实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引领刑事司法职业者的司法实践,从而最大化地保障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利益.刑事司法职业者既是公务员又是刑事司法专门工作者,其职业伦理观应结合这双重角色加以界定.从公务员这一角色而言,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应包括忠诚原则、公正原则、责任原则、廉洁原则等内容;从刑事司法专门工作者这一角色而言,刑事司法职业伦理观应包括依法独立原则、平和原则、法益平衡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以及真实原则等内容.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的缺陷与重构

本文基于对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检警机构职能活动的分离化和独立化,缺乏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的监督、制约和控辩双方地位不均衡等主要缺陷的分析,提出重构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应采取的三个主要步骤:一是实行检警关系的“一体化”;二是在刑事审判前程序中引入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即法院进行司法授权和审查;三是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赋予其充分的诉讼权利,保持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与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