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穆旦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在一般人的视野里，穆旦是反传统的斗士，新诗现代化的急先锋。但是深入考察他的诗歌文本不难发现，穆旦的诗歌写作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期的现代主义与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穆旦拒绝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并不意味着他对古典文学的无知。实际上，他的一生从未与古典文学传统割断过联系。本文首先结合穆旦的家学渊源和学校教育，以穆旦不同时期的诗作《古墙》《玫瑰之歌》和《冬》为例证，深入考察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意象和诗歌主题对穆旦诗作的影响。论文认为，在肯定穆旦西化努力的同时，同样不能忽视古典文学对穆旦的潜在塑造。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的“自然”之缘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在诗歌创作发生论上,十分注重自然界景物的变化对诗人创作的触动和感发作用;在对诗歌文本的分析上,往往将一首诗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以人体各要素或动植物生长规律来喻说诗歌创作原理；在诗歌风格的品评上,大多以自然风物或各种自然情境来描述性地勾画诗歌风格,并由于崇尚自然的观念而形成了以自然清丽为工的批评传统.这些都显示了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与“自然”之间的不解之缘.     

论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特征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具欧化特征的诗人。大量使用长句子是穆旦诗歌语言欧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长句子的使用改变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功能,提高了表现力,扩大了信息容量,提高了细节描绘能力;革新了诗歌句子间的关系,在诗句间建立起严密的逻辑关系。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与现代人思维方式的转换和现代情思的特质息息相关。     

世界浪漫主义文学诗学观念比对研究——以华兹华斯与雪莱诗学观念为考据

虽然华兹华斯与雪莱同是浪漫主义运动中涌现出的伟大诗人,他们在英国国内外各领风骚,然而在诗学观念方面他们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分歧源于他们不同的学养和境遇。以往,评论家常以"浪漫主义"这个大术语一以概之,但是,厘清他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深入地理解他们各自的理论特色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本文从诗歌的起源论、诗歌的性质、诗人的地位、诗歌与科学的关系以及诗歌的社会功用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华兹华斯和雪莱的诗学观念的差异,并探讨了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而揭示出:在诗学观念上,浪漫主义者并非众口一声,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诗歌中的无意义成分:科学主义诗学的伊始

通过对未来主义诗人“无意义语”诗歌的提倡,俄国形式主义者区分了诗歌语言和实用语言.在他们看来,诗歌语言是一种自足的语言形式,而不指向外在于诗歌的事物或观念.以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布拉格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诗歌语言的组成成分构造了一个“语义结构”,是语义结构而非外在于它的事物构成了诗歌.以此观照中国古典诗学,可以发现古典中国诗学立足的是语言工具论,而不是本体论.     

宋人罕言比兴论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核心。感物兴情,发而为诗,是唐代以前诗人共同遵循的作诗原则。但宋代诗歌却少用比兴,这与他们主＂务内之学＂、强调＂以意为主＂、重视＂学人之诗＂、追求平淡诗风等有密切关系。但宋人诗学并非罕言比兴,且将比兴手法大量运用于词中。     

威廉·燕卜荪笔下的W.H.奥登

W.H.奥登作为对穆旦、杜运燮等西南联大诗人有重要影响的英国诗人,其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然为学界认可,但奥登的诗歌除了"机智"、"俏皮"等特点为部分学者注意之外,其丰富的诗歌特质仍未得到充分关注。对于深入解读西南联大诗歌群体的文学创作活动而言,接近"真实"的奥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威廉·燕卜荪的引介无疑是联大诗人们认识奥登的最初途径——燕卜荪对奥登的介绍,不仅仅让这些联大诗人们认识了英国现代主义诗歌,而且直接引发了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实践,使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纳入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格局,并对中国当代的诗歌创作产生着重要影响。     

论明人对杜牧诗的忽视与批评

久负盛名的唐代大诗人杜牧，在明代诗歌接受史上其关注度和好评度竟然下降到二三流诗人的水平．甚至受到部分诗论家的激烈批评。这一现象源于明人的诗学观念，一方面。由于文学流变观念的强化，杜牧被认定为一个“变之极”的晚唐衰世代表性诗人：另一方面．因与宋诗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杜牧被极端宗唐抑宋的明人看作开宋诗“不良风气”的罪魁。杜牧诗的这一遭际展示了一种普泛化、极端化的诗学观念如何深刻地影响到明人对具体诗人和作品的解读。     

论弗罗斯特诗歌中“白桦树”的意象

本文通过引用美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所创作 的《白桦树》等诗歌,对＂白桦树＂这一诗中的意象进行分析。在与其他诗歌互为对照理解的前提下,试图把握＂白桦树＂这一意象所承载的神性美和人性美。另外再辅以弗罗斯特本人的文献中对诗歌本质的表述,得出结论：＂白桦树＂这一意象也是诗人对诗歌本质的隐喻。     

穆旦诗歌的焦虑和孤独

穆旦诗歌主要表现了一个现代人在荒谬的人生图景中寻找生存根基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灵魂无所皈依的他试图从爱情、信仰、自然中获得救赎,但他并没有真正得到解脱：在爱情中,他获得了心灵的寄托,而爱情无法永恒;信仰让他能够超越庸常的现实,他又无法虔诚地皈依;自然是他心中唯一的＂憩息地＂,却同样不是＂稳固的根基＂。诗人依然没有走出孤独的困境。     

长诗解构主义的诗学实践

一、中国当代长诗与解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当代诗坛最重要的收获,就是长诗日臻成熟。几乎中国当代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都曾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建构长诗。纵观新中国成立30年来所问世的长诗作品,无论是诗学构架还是诗歌技巧,都表现出与传统诗歌判然不同的特质:诗人们或采取前所未见的言说方式,彻底破坏和消解了原有的语词系统;或在文本形式上进行大规模的变革与颠覆,传递出一种全然陌生的诗学主张;或在结构形态方面进行着令人瞠目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的诗学转向——试析庞德的“三诗”观

本文对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庞德提出的声诗、形诗、理诗等＂三诗＂观内涵进行了文本考察,辨析其意义根源,指出其未被认识的文学价值。＂三诗＂观是庞德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诗学观的折射,其形诗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语言文学的独特贡献,对稀释西方的东方主义偏见具有重大意义。     

穆旦与《圣经》--兼论穆旦的三部诗剧

穆旦所关注的现代文明的文化危机与救赎企图和<圣经>的基本语境是相通的,<圣经>话语对穆旦诗歌精神结构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上帝在穆旦诗歌中具有特殊的内涵与功能.其诗歌揭示了现代生活中因神的放逐带来的精神贫困及受难的现代意义.     

简论海子神话的形成

二十年前卧轨自杀的海子铸造了一个神话.生前贫困寂寞的诗人死后却声誉逐年升温,是用生命写诗,为诗歌献身的殉道精神造就了海子,还是诗人的诗歌世界蕴含着神奇的魅力?从诗人之死与诗歌文本两方面入手,简析海子神话的形成过程及原因.     

论中英文诗歌的翻译诗学观念

近年的中英文诗歌翻译研究主要关注译者主体意识和翻译主体性的探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使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得以凸显,相反,原诗作者的地位则被忽略.本文就如何看待原诗作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如何把握并协调在翻译这一文学活动中,原作者、译者及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诗学观念,认为在充分把握原诗作者的诗学观及其在具体诗歌中体现方式的基础上,译者在译语中应用相应的策略将原诗作者的语言观、美学观、政治观等诗学观完整地再现出来.这种翻译诗学观念能积极主动地使作者、译者及读者三者之间视界融合的和谐统一,是人类文化沟通的一条重要的必经之路.     

论《卜氏三世诗草》的诗学实践与乡邦文化效应

《卜氏三世诗草》为日照籍诗人卜梦人、卜宁一、卜祚光祖孙三代的诗歌合集,在描绘乡里山水田园风光、展现宦游之地新异感受、表达亲朋好友之间的诗情往来、感悟前代的历史遗迹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祖孙三代之间在诗学观念、写作风格等方面也存在着鲜明的传承关系。家族内部持续不断的诗学实践,催生了卜氏家族五代皆诗人,同朝两进士的文化效应。《卜氏三世诗草》虽然规模不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清代中期山东家族诗群的多元性与乡邦文化的丰富性。     

《论语》之“言”及其诗学意义

《论语》是孔子诗学思想最完整最重要的载体,蕴藏着丰富的诗学内容,其中除人们耳熟能详的兴观群怨、思无邪等诗学概念之外,孔子似乎对另一概念＂言＂也相当关注。综合考察相关材料,我们发现《论语》之＂言＂颇有意味,它隐含一个诗歌发生学的判断——原初的诗具有言语应对功能。这一判断显然具有非同寻常的现代诗学意义。     

清代诗学的“会归”特征考论

清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集历代文化之大成的文化集中反映了清代文化浓厚的朴学色彩。与清文化的“总结性”色彩相对应,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殿军,不论在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上,均堪称历代诗歌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总结者。从创作实践看,清代诗人颇具总结的自觉意识;从诗歌的因变角度看,清诗表现出综合统一的倾向;从诗学的精神与研究方法看,清代诗学又明显带有“综贯”与“质实”的特点。就中国诗学理论而言,这种清诗的这些特点无疑是对诗学遗产全面总结的深化,清代诗学的独特价值也在于此。     

反对阐释学视角下的明代诗论

明代诗歌阐释学相对于宋诗学来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即是诗论中出现了大量的＂水月镜花＂之喻,形成了明代诗歌反诠释反笺注的阐释倾向;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提出了反对阐释学理论,其主要特征是反对哲学层面的本体论主义和传统的内容说,二者在诗学特征方面表现出隐性的遥契,具体可概括为：消解作者的意图、回避文本内容和关注感觉和体悟。从根本上说,前者是对西方传统庸俗释义之风的彻底反叛,是对西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后者是对有宋以来＂尚意＂阐释学的颠覆,是对知识主义、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解构,二者都具有解构性质。     

《草叶集》中诗人—读者关系建构的诗学策略

与读者的互动贯穿惠特曼《草叶集》始末,是《草叶集》深受世界读者喜爱的重要因素之一。惠特曼强调读者参与诗歌连贯性塑造的必要性,以及读者在诗歌欣赏中所扮演的参与性角色,并通过一定的策略以实现诗人与读者的融合。从身体修辞、顿呼与表演性对话等方面来探索《草叶集》中诗人与读者关系的建构,能更好地理解惠特曼的诗学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