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直接强制的程序探讨

行政直接强制既是行政强制执行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又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最难以规范的问题，然而，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的理论，尤其是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的法律地位一直是行政法学界比较困惑的，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即将制定之际，系统探讨这一问题是非常必要的。包括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立法的现状评价、行政直接强制属性与程序性质确定、行政直接强制程序立法技术等。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制度

在行政强制立法中,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罚不超过“本金”制度、申请法院执行及其审查,体现了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规范和监督。而执行催告、代履行、执行协议制度,则表现了强制执行的效率和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这些法律制度,有对多年法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对法律制度的创新。集中体现了行政强制执行的规范与效率基本精神。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之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方的重要武器。也是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我国酝酿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已经多年。其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是一个重点。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还是以法院执行为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以及国外经验,抛弃了采用单一划分标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笔者提出了以相对方权益影响之大小为主要标准兼顾其他合理划分标准的综合标准。     

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介评——兼及对中国立法的启示

德国是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发源地,早在１９世纪中叶就有了相关的立法规定。德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法》颁布于１９５３年４月２７日,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该法是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典型代表,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该法的主要内容、特征略加评述。一、主要内容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①共计４章２２条,对行政强制执行的主要问题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１．行政强制执行的机关。该法第二章“对行为、容忍或不作为的强制”中第７条规定:“⑴行政行为由其作出的行政机关执行;行政机关也执行复议裁定。⑵执行可…     

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

2012年正式实施的《行政强制法》,从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种类与设定权、程序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对行政强制执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范,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本文将从行政执行的基本理论入手,结合外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剖析出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存在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改善建议。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改革建议

一、统一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法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立法来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模式,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法,明确规定了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条件、措施和程序。德国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了相应的立法规定,如《普鲁士警察行政法》,在此基础上,1953年4月27日又颁布了《行政强制执行法》。该法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立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世界上公认的一部比较完善的行政法。日本也早在19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行政执行法及行政法施行令》,对     

我国应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执行法》

现代社会中国家的行政职能不断扩大，行政机关在国家管理和人民生活中地位日益加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而行政强制执行作为一种最严厉的行政手段，更应严格控制在法律范围内。为保证行政强制执行依法进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制定有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同时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执行中非法越权，滥用职权的严重问题，也急需尽快制订一部《行政强制执行法》来加以规范。 一、我国制订《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必要性 １、法理上行政强制执行必须贯彻依法强制原则。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或规定。由…     

《行政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

文章基于中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再一次理论研究的热潮,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有保留地肯定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期待当事人的自我履行”的划分标准.     

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述评

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国家运用其权力对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政相对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同样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国行政管理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行政强制执行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因而各国纷纷对其实行立法规制,逐渐形成了以德奥为代表的行政机关自力强制和以美法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强制执行两种不同的模式。１９５３年５月１日起生效的《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奠定了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模式的基础。一、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的主要内容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由四…     

行政诉讼中临时权利保护制度比较研究--起诉是否停止执行与司法审查中的利益衡量

行政行为停止执行制度是行政诉讼中法院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项临时权利保护制度。行政相对人起诉是否导致行政行为的停止执行 ,取决于法官对相对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衡量。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 ,德国法采“停止执行原则” ,日本法采“不停止执行原则”。虽就客观效果而言 ,两个国家的制度是一样的 ,但德国法中的“停止执行原则”则是发展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 4 4条虽然规定了“不停止执行原则” ,但与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立法和实践不相符合。借鉴国外经验 ,我国宜改采“停止执行原则”。     

论执法保障与行政执法能力的提高

依法行政的重心在于行政执法。要完成执法任务,行政执法主体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我国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行政执法缺乏保障而致使行政执法主体的能力欠缺。因而,应加强对行政执法的保障,提高行政执法主体的执法能力。     

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的解释与适用——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6条为中心的初步观察

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从作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的对象到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例外事由,“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概念扩张的趋势,具体体现在案卷类型的溢出与案卷内容的形式化。反映出作为相对不予公开事项的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在不予公开的实质的理由上存在模糊之处,使得法定公开与裁量公开的适用难以深入展开。与此同时,与之相关联的卷宗阅览权在行使方式上被进一步挤压。如何获得相对确定的内涵与外延,形成适当强度的司法审查路径,是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合理解释与适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行政执法中的协商与和解

在行政执法中引入协商与和解从而实现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既是顺应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主体能否灵活应变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满足不同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关键。作为一种行政执法方式,协商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程序;作为当事人预防、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行政执法中的和解主要体现在和解契约与执行和解两个方面。     

基层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为实证分析

非诉行政执行是具体行为强制执行的主要方式,以杭州市为实证,从该市非诉行政执行在行政强制执行和法院执行案件中所占的比重,分析其所面临的影响行政效率、客观妨碍具体行政行为执行、固有的程序缺陷影响非诉行政执行结果、法院执行难及拒受部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行政机关干预法院执行等问题,提出立法由法院委托行政机关代为执行或由行政机关协助法院执行、建立代整治机制等对策与建议,以积极稳妥地解决好此问题。     

我国行政执法不严现象的经济分析

行政执法不严是行政执法主体“经济人”特性的表现: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是行政执法不严的直接动因,“寻租”是行政执法不严的外在推动力,“激励”的贫乏是执法不严的内在驱动力,自由裁量权在一定程度上为行政执法人员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非法“博弈”提供了空间。     

论行政执法管辖的划分及争议的解决

加强行政执法是依法治国关键环节之一。明确行政执法管辖权的划分,及时解决管辖权争议,是当前加强行政执法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本文着重论述了行政执法管辖权划分的基本原则及具体的划分方法,探讨了解决行政执法管辖权争议的基本途径,论证了解决行政执法管辖权争议机制的必要性。     

“皮筋”变“钢尺”：对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思考

在行政执法中如何克服随意性,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增强行政处罚透明度,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是所有行政机关一直深入研讨的课题。现实的自由裁量权是＂皮筋＂,期望中的自由裁量权是＂钢尺＂,＂皮筋＂变为＂钢尺＂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自身监督、舆论监督等的共同努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制约、压缩执法人员手中的＂弹性空间＂来实现的。     

西部行政执法环境与舆论监督互动关系研究

西部行政执法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媒体的舆论监督。然而舆论监督与行政执法环境既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不协调性。行政执法机关与新闻媒体之间应建立信任与合作的互动关系,促成行政机关、媒体与大众之间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进而形成良性的舆论监督环境,最终达到宣传执法形象,化解执法矛盾,促进执法效率,实现西部行政执法环境的良性发展。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