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权实现的重要保障.目前,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存在着执行主体是一元还是多元、执行外延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争论;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特点则基本达成共识,即具有行政性、强制性和执行性三大特征;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按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有三种模式选择,即行政机关自力强制执行、申请司法机关强制执行和二者的折衷.我国虽然采取折衷模式,但尚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有必要依法加以明确,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归还行政机关.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的设定一般应经过作出决定、送达决定和实施决定三个阶段.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选择及其运作

分析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现有模式的缺陷 ,并提出应将行政强制执行权全部赋予行政机关 ,在行政系统内成立综合性强制执行机关 ,选择以综合性强制执行机关的执行为主、专门行政机关的执行为辅的强制执行模式。再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 ,规范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使 ,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正常有序运作。     

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完善

通过对我国现有的“以申请司法机关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分析,指出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以司法机关执行为辅”的新型模式,并试图提供保障新型模式运行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之重构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与分配是建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现行“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弊端、影响因素。主张建立“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主，以人民法院执行为辅”的新型模式，并试图提供保障新模式运行的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双轨制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行政强制法》承继了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双规制。行政强制执行面临着执行效率不甚理想、执行冲突时有发生、非诉行政执行困难重重的制度困境。针对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过窄、传统强制执行观念牢固、法院办理非诉行政案件缺少协助等困境成因,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范围、发挥非强制性执行方式实效、完善非诉行政案件协助执行制度已成为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研究

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但是,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实践来看,现行体制还存在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亟待统一立法解决。本文试图通过对行政强制执行的性质、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以及影响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因素等问题的分析,提出改进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建议:保留司法执行的灵魂———法院审查,执行职能回归行政机关。     

浅议消防行政强制执行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消防行政强制执行作为消防行政执法的一种形式,对于保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顺利履行法定职责,进行消防行政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针对目前我国消防行政强制执行的现状,分析了消防行政强制执行存在执行难、执行任务重、执行手段不足、执行程序不规范四大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权配置研究

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权的配置,不仅关系执行效率问题,而且对当事人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自力执行模式、由其他行政机关实施执行模式、由法院实施执行模式等三种理论模式各具优劣,并常常以混合的面目出现。从世界范围看,不论哪种混合形态,司法机关的主要角色都常常限于做出裁判,同时对行政强制执行提供必要的协助和监督,体现了司法的谦抑性。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混合模式问题的基础上,就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权配置改革,提出分三个阶段发展的建议。第一阶段的改革,是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权配备现状为基础,对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权予以适当调整,但其主要缺点是难以避免不同机关之间的推诿与扯皮;第二阶段的改革,重点在于通过集约化执行,提高执行的效率,其主要缺点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第三阶段的改革,是设立专门的行政强制执行实施机构,提高执行效率,加强执行监督。     

试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合理配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法院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但由于已有法律对此划分得过于原则和宽泛,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带来了一些问题。回顾研究了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和实践,考察分析了国外行政强制执行的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配置的"公正、效率、协调"的原则,并具体提出了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分配强制执行权的主张和建议。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改革预测——基于“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的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为“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即大部分的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交由人民法院来实施,这在法律实践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如行政强制执行难、执行效率低下等等。由此非常有必要对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进行改革,而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不用说以行政机关自力行使行政强制执行为传统的德国和日本,即使在英美等少数实行司法执行模式的国家,法院也并不具体负责行政强制执行的具体实施,而是专司裁判,具体实施依然交由行政机关去完成。在最新颁布的“行政强制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部分条款中也体现着同样的趋势。本文认为未来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将会朝以下趋势发展：大体延续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具体实施权逐步交由行政机关实施。     

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与刑法保障

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关系,应当围绕着以股东利益为轴心,向其他公司法主体辐射,从而构成相互制约与协调的利益平衡体系。由于公司法律文化传统的缺失,公司法上的各种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虽有民事、行政保障予以规制,但因民事保障机制薄弱、行政保障效果衰微,不足以抑制侵犯公司利益关系的违法行为,为此,加强刑法的刚性保障,从立法模式、犯罪增修和刑罚设定强化规制就成为必然。     

论政府采购法制之公共政策功能

政府采购法制勃兴于新公共管理语境条件下,是政府公共政策化的必然要求,作为这种要求结果的政府采购法制反过来又具有极强的公共政策功能。具体包括:政府采购是化解管理危机的现实途径;政府采购是走出信用危机的有效方法;政府采购是摆脱财政危机的强力措施。     

网络经济与政府行政范式的转变

网络经济对政府行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要求 ,如建立有限政府、决策的分散化与民主化、提高行政效率、增强透明度等。行政法所规制的行政范式也面临重大挑战 ,政府行政应当立足于现代人文精神、促进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强调行政权的公共服务本质、突出行政的法律从属性以及建立行政程序中的参与合作机制 ,以实现其范式转变。     

行政强制救济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学理概念行政强制与法律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不配套。从定义要求、语词构造以及法理分析,行政强制权属于行政权范畴,行政强制则包括行政执行强制和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执行不同的是,行政强制属于行政模式,而非司法主导的混合模式。在宪法上界定行政与司法的分野,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域外经验对行政强制进行统一立法是行政强制救济的前提与基础。在合作行政时代,行政强制法制化的事前和事中救济过程比事后救济更为重要。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的评价标准,是法治政府建设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展开和延伸,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尺。评价一个国家法治政府的实现程度包含四个方面的标准,即法治政府的价值标准、职权范围标准、行政体制构造标准和依法行政的标准。     

行政指导新论

作为一类非强制性的行政作用,行政指导不仅能够与传统的依法行政理念相契合,而且其存在本身即预示着传统行政模式的转型。我国当下应谨慎地实施行政指导,并以过程的公开化、内容的科学化以及救济的类型化为基点,逐步将行政指导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公私法的划分与法的内在结构

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回顾了公私法划分的历史 ,评析了学者们关于公私法划分的根据 ,对公私法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 ,认为公私法的划分是法的内在结构问题 ,划分公私法的直接根据是法律调整的不同方法 ,而法律调整的方法 ,基本上或主要地决定于法律调整的对象。明确这一问题 ,有利于澄清长期困扰法理学界的一些重要问题 ,以便根据法律调整对象的不同和实际生活的需要 ,选择最佳的法律调整方法 ,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行政复议制度修改的若干问题

现行《行政复议法》自1999年实施以来,对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对维护公民、法人、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的救济作用,而且对解决行政争议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行行政复议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行政复议工作的需要。因此,早在2010年,全国人大就将《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列入了年度立法计划,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对《行政复议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启动。《行政复议法》的修改,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文拟就《行政复议法》修改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浅谈一些思考。期盼完善行政复议制度,使其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论德国法律保留原则的要义

１９世纪末德国行政法学者奥托·梅耶首创法律保留原则,意指一些特定事项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行政行为若无法律依据,不得为之。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民主原则和法治国原则的基础上的。它在德国宪法上具有重要地位。法律保留原则旨在限制行政权、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它是依法行政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次原则。     

论平等权的立法保护

平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保障平等权的实现是摆在我国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除了司法权、执法权受平等权拘束外,立法权也应受平等权的拘束,这就要求从立法上来设立平等权保护的标准,亦即合理差别对待的标准。而平等权立法保护的实现有赖于在我国切实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并加强有关平等权保护的立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