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改革

传统考核机制对于提高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公共管理能力缺乏必要的激励作用,改革完善乃至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已是当务之急。新的绩效评估机制应以效率和公正性作为绩效评估的基本标准,构建组织绩效评估和个人绩效评估两大指标体系,确定评估主体,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改革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浅析组织内的信任

面对21世纪的激烈竞争,在企业和各类组织中,信任的作用日益突现出来。本文指出组织内信任能使员工有良好的个体态度,积极的工作行为和更高的工作绩效;良好的组织信任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组织效能、提高企业凝聚力、增强组织竞争力,同时是形成组织内和谐关系的基础。     

论企业高管薪酬包容性增长机制

高管薪酬包容性增长乃企业团队团结与合作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绩效相关性并不能等同于包容性,引入高管与员工及其团队内部薪酬的差距这一维度,可以弥补绩效标准之不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囿于企业内生机制失灵和政府监管长效机制的缺位,高管薪酬非包容性增长之势头并未得到扭转。高管无功受禄,非但不能带来公司相应的成长,甚至会侵蚀股东和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应有利益。为高管薪酬包容性增长提供制度供给乃是国家的责任,包括激活内生机制,构建与高管人力资本相适应的薪酬监管长效机制,着力发挥内生机制与外部引导监督机制的协同作用。     

涉外临时救济的三重困境及应对分析——兼评我国现行涉外临时救济体系

临时救济的适用已成为当前涉外诉讼中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重要现象。然而,作为程序法中的救济机制,临时救济在全球化以及纠纷解决日趋复杂的时代大背景下遇到明显的困境,主要包括其自身架构的理论困境、国际民商事交往带来的实践难题以及司法协助中的合作僵局等。各国应致力于推进临时救济体系的重构与完善,回应临时救济适用的理论困境:临时救济应定位于制衡机制的引入,以实现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以及整个纠纷解决过程中程序法意义上的平衡,即为当事人之间在先的"失衡状态"注入平衡因素。同时,各国在涉外临时救济的适用中应保持开放、合作的姿态并依托国际组织进行有效的协调或统一,以有效应对其中的实践难题与合作僵局。我国有关临时救济的立法尚不完善,司法实践较为混乱,建立在反思涉外临时救济困境基础之上的立法和司法完善成为必要。     

我国临时机构的组织法调控及其改革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央以及地方为推动疫情防控工作的整体安排与资源调配,设置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等形式的临时机构.临时机构的法律地位、权力架构和运作方式等问题受到法学理论的关注和重视.临时机构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组织形式,强调分权基础之上的整合协作和行政任务的整体推进.临时机构作为行政组织形式,不属于法律保留事项,其通过授权或委托取得相对独立的管理职能,但通常不能承担法律责任.临时机构扩展了行政组织的基本形态和类型化,为行政组织法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临时机构的行政组织法构建必须立足于我国行政管理实践,以行政任务为圭臬,以行政协作为价值准则.     

对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表决机制的思考

内部表决机制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核心决策权,但内部表决权在运行中还存在严重缺陷,这是当前制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存在的严重缺陷主要在于社员表决权被严重虚化、弱化、乃至被剥夺.严重影响了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和农民的带动作用.应根据专业合作社表决机制存在问题和不足,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科学设计

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是一场管理变革,涉及政府内部与外部、上级与下级等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管理主体,需要进行有机整合,可见绩效管理是一门涉及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财政学、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学问。政府绩效管理主要是指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能、完成工作任务以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实绩和效果实行动态管理和综合考核评价,并根据考评结果改进政府工作、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的一种管理理念和方式,是一项系统工程。构建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体系的原则     

中西方信任比较

人在交往中需要建立相互的信任,以熟人关系为主的中国和以陌生人关系为主的西方国家的信任机制各不相同,表现各异,同时也有联系。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人信任的比较,进而探究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应如何建立长效的信任机制。     

关于检察改革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存在的与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不相适应的问题日渐显现.检察机关要落实司法为民的宗旨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就必须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现行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进行改革.目前,应重点改革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行政化管理机制、检察业务和队伍管理绩效考评机制.     

基金会资助绩效何以提升?——基于信任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问题】基金会资助正日益成为我国草根公益组织继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之外的重要资金来源。资助关系建立的前提是组织间信任,但目前人们对于信任如何影响基金会资助绩效这一问题还所知甚少。【方法】基于信任理论,对国内3家资助型基金会展开多案例研究,借助质性研究工具NVivo进行资料分析了基金会与资助对象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影响因素,以及行为策略及对资助绩效的影响。【发现】(1)基金会与资助对象之间的信任建立受特征因素、过程因素及纽带因素的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程度与基金会选择的资助形式有关。特征因素在公开招募方式中作用更突出,纽带因素与过程因素在推荐制和定向邀请中作用更明显。(2)不同的信任前因会影响基金会资助行为策略选择。对于特征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偏好采用契约行为;对于纽带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偏好采取关系行为;对于过程因素建立的信任,基金会则倾向双措并举。(3)在资助过程中,基金会综合运用契约行为和关系行为有利于促进项目目标实现、合作意愿强化及伙伴能力提升。【贡献】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了基金会相关研究,拓宽了组织间信任的研究领域;还从实践角度为基金会实现有效资助以及草根公益组织获得基金会资助提供了行动参考。     

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下信赖利益的保护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皆不是基于逻辑的推演,以一种主观建构力量而制造出的"宏大叙事",而皆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及法治实际生活的产物;虽然人类法律文明的漫漫长河衍生出了某些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取向的普适制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法律规范皆不可避免地带有具体的地域和历史时期的显著特征,无不被打上了一时一地所特有的鲜明烙印。而在这些纷繁芜杂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社会因素在内的土壤之中,又蕴涵着这一制度所赖以生根发芽的关键性的要素,那就是这一制度的主旨。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主旨,不仅构成这一制度的精髓,贯穿于这一制度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各个阶段,并发挥其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而且构成这一制度随现实情况的变革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成为评价、改造、完善和发展这一制度的恰当尺度。因此,对于某一制度的主旨的研究,不仅对于廓清这一制度本身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大有好处,而且对于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亦饶有裨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本文拟以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设立的主旨--信赖利益的保护为研究对象,从对缔约过失理论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沿革的阐述入手,引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主旨所在,进而逐层论述缔约过失责任各项制度中信赖利益     

现代商事信托的组织法基础

从民事信托到商事信托,信托关系的本质完成了从财产无偿移转的手段到企业组织架构的变革。商事信托作为组织法,其具有商事组织的典型共性,而且在制度设计和受托人信义义务的标准上,商事信托也与商事公司制度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趋同。我国现行信托立法无论是在受托人承担有限责任的规定上,还是在信托投资的规模上以及在受托人的资格取得上,都离成熟的组织法的要求还都相距甚远。     

优化特大型城市综合管理运行机制的启示——以上海市闵行“大联动”为例

郊区城镇化是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显著特征.特大型城市除了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外,还产生了诸如流动人口管理、“城中村”治理等城市管理问题,而我国行政一元化城市管理体制和条块分割的运行机制无法与现代城市管理相适应,无法兼顾城市秩序与城市活力.因此,改良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建立适应特大型城市特点、符合时代特色的现代城市综合管理运行模式就成为必然要求.这就需要在城市管理理念、战略、机构、体制机制、风格、人员、技术等方面不断创新.     

新时期流动人口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的大流动也在日益加剧。一方面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成为困扰当前社会治安因素。因此,要完善管理机制,强化承租人员的管控措施;落实治安责任,积极推行流动人口网络化管理模式;要以静制动,最大限度地减少暂住人口违法犯罪的时空;要建立流动人口管理经费保障制度等多方面来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政府信用建设及其法治路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产生巨大的辐射、引领力量,同时也有助于社会法治秩序的形成。随意否定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行政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行政资讯不公开、不透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政府的权威和信用。信用政府和法治政府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建设信用政府不是简单的行政伦理问题,必须通过法制途径,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政府信用建设,保证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种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     

程序失灵的揭秘与拯救——以“六连号”事件为例

当我们没有重视正当程序时,我们呼唤正当程序,把它视为是拯救行政法制时弊的灵丹妙药。但是,当我们引入正当程序时,却发现它在实践中屡屡失灵而形同虚设。人们不禁对程序开始失望。究其原因,在于某些行政机关对程序的垄断。必须打破这种程序垄断,方能实现程序的结果公正。这需要对我国现有程序进行深入的机制再造。首先,为了让信息公开落到实处,必须细化相关规定,分类分级立法设定公开细节,防止公开漏洞;扩大利害相关人的查询能力,包括帮助人数众多的利害相关人建立临时组织,以期实现信息公开的预期效果。其次,赋予程序参与相对人独立决定权,确保程序参与相对人独立完成一个或者多个程序环节,从而,摆脱程序主持人对程序的垄断。第三,当程序参与相对人人数众多时,在程序最后阶段应增加质疑和说明理由程序,一方面,可以在结果生效之前形成监督焦点,有利于发现错误,另一方面,避免了立即生效后,既有的错误被揭示所带来的政府公信力的削弱。     

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主要法律问题研究——以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为例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特殊的权利,并不能随意自由流转,采用转包、租赁等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农户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若采取信托的交易结构,则会引起信托财产的性质不够确定的问题。信托财产的不确定会直接造成信托财产权利主体的不同,甚至会影响信托的生效。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中,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会造成法律关系的不稳定,权利义务关系主体不够明确,同时农民并不是直接的信托当事人,如此并不利于保护农民利益。     

财产独立管理委托的信托性质与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研究——从财产管理委托的类型化分析展开

委托财产依财产公示制度转移于受托人的财产管理委托,以受托人是否受制于委托人控制为标准,可分为财产独立管理委托和财产代理管理委托。财产独立管理委托系委托人为实现其某种目的与相关意愿,将其一定财产依财产公示制度转移于受托人,受托人仅受委托人设立委托时表示于外意思管辖,但意思表示可能存在若干空白的财产管理委托。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信托具有同一性,其中委托目的明示的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明示信托具有同一性,委托目的默示的财产独立管理委托与默示信托具有同一性。中国的过去和现在都客观存在大量的信托实践,信托制度具有民法化的实践基础。对物权概念为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提供了理论基础;《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为信托制度融入民法典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的法律问题——以中信安徽宿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为中心

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转包、入股的受让方作出了限制,信托作为一种能够避开法律限制的流转方式而备受瞩目。但是,设立信托需要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信托作为转让的例外情形的,即使采用信托方式流转,也不能避开法律的限制。实践中,为了避开法律对受让方的限制,农户与村委会、区镇政府签订了层层委托关系,致使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不明确。为解决这个问题,重新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托: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作为信托财产,而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租赁权为信托财产。     

Trust and Leg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Ethiopian Criminal Justice

Current empirical research on trust in criminal justice focuses on those who do the trusting. Work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position that trust is relational, this article expands that research by showing how trus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ions are shaped by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them. Reporting empiric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plural legal governance of criminal justice in Ethiopia,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country's different legal frameworks produce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f trust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the practical organization of daily case handling in criminal justice institutions make for an important mechanism to mediate and link these differently constructed trust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