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现状与研究展望

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公益组织如何嵌入扶贫场域?——基于S基金会扶贫参与策略的案例研究

【问题】在扶贫对象属地化的当下,公益组织参与扶贫需要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良好关系,但现实中公益组织与政府间存在不同的关注点和利益诉求点,公益组织如何入场不同扶贫区域?如何与当地政府部门建立合作关系涉及到公益组织参与扶贫目标的实现程度。【方法】以S基金会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法、观察法收集相关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分析。【发现】公益组织为了确保慈善项目在当地的顺利执行以一种互助式嵌入的行动策略与当地政府建立合作关系。这种行动策略的生成先后经历如下阶段:(1)寻找本地组织;(2)与本地组织建立公益共同体;(3)由公益共同体联合处理政府关系。各阶段的组织关系与行为表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内在逻辑既与主体资源拥有量与供给力间的张力有关,也是我国现有的政社关系与扶贫战略共同催化的结果。【结论】扶贫需要转变以往传统的救助扶贫模式,突破和改造原有的规制约束,积极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创造条件帮助公益组织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可以形成官民相融的扶贫共同体。     

“聚集信任”还是“扩散桥接”?——基于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问题】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是区域与城市群协同治理的一种重要机制。面对纷繁复杂的区域利益关系变化,我国城市主体加入合作网络决策行为受哪些因素影响?【方法】本文运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与随机主体社会网络动力学模型,基于2007—2018年间长三角城市群25个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合作关系的历时数据,剖析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动态演进过程,识别城市间合作行为策略模式及内外生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城际公共服务供给合作网络结构呈现出趋向信任的聚集闭合型动态演进路径;长三角城市偏好选择地理上邻接、具有相似人口密度与居民收入水平背景的主体作为区域性合作伙伴;地方领导人跨域交流和区域政策协调网络对城际公共服务合作的产生具有较强的外部驱动和催化作用。因此城际合作策略具有显著的低风险偏好特征,并通过加强信任承诺与集体约束机制,以减少合作交易成本,规避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结论】基于大规模、跨时段动态关系数据的合作网络演进考察,为理解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生发动因、影响因素及城市主体合作行为策略模式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为区域公共服务精准化制度安排与协同治理机制优化提供政策参考。     

浅析组织内的信任

面对21世纪的激烈竞争,在企业和各类组织中,信任的作用日益突现出来。本文指出组织内信任能使员工有良好的个体态度,积极的工作行为和更高的工作绩效;良好的组织信任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提高组织效能、提高企业凝聚力、增强组织竞争力,同时是形成组织内和谐关系的基础。     

信息不对称下动态联盟绩效关键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动态联盟合作伙伴的有效选择对于联盟的成功组建、良好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合作伙伴的特质成为动态联盟绩效的影响因素。结合中国的经济、文化等现实背景,信息不对称下承诺、信任、控制、能力是盟主企业的考虑重点,而相容性因动态联盟存在的周期较短,并不必然构成影响联盟绩效的关键因素。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对动态联盟伙伴特质与联盟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承诺、信任、控制、能力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承诺、信任、控制、能力构成信息不对称下动态联盟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动态联盟合作伙伴的有效选择对于联盟的成功组建、良好运行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合作伙伴的特质成为动态联盟绩效的影响因素。结合中国的经济、文化等现实背景,信息不对称下承诺、信任、控制、能力是盟主企业的考虑重点,而相容性因动态联盟存在的周期较短,并不必然构成影响联盟绩效的关键因素。通过设计调查问卷获取数据,对动态联盟伙伴特质与联盟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承诺、信任、控制、能力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承诺、信任、控制、能力构成信息不对称下动态联盟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     

村社认同如何影响政治信任? ——公民参与和个人传统性的作用

【问题】政治信任是支撑政治系统运行的重要心理基础,对推进政民良性互动、提升公众的政府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村、社区是公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人们对村社的认同如何转化为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以及此过程受到何种条件的影响,这将是本研究尝试探究的问题。【方法】论文基于95个行政村和城镇社区的5040份有效数据,将村社认同作为高层级变量,运用多水平结构方程模型和贝叶斯可信区间估计,对所提出的跨层级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村社认同对个体的政治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公民参与在二者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个人传统性不仅在村社认同和公民参与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能进一步调节村社认同与政治信任的间接关系。具体来看,在不同水平的个人传统性下,村社认同差异通过公民参与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间接效应表现出来。【贡献】论文从政治心理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村社认同→公民参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作用路径,并进一步分析了个体传统性变量对上述影响机制作用发挥的边界效应,为理解和分析本土情境下公众的政治信任发生机制提供了可鉴路径,对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治信任和推动基层治理转型的治理实践具有启示。     

谁更重要?——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网络言论侵犯公益组织名誉权的判定

<正>【裁判要旨】网络发帖人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明显降低公益组织的言论，对公益组织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并降低他人对公益组织社会评价的，侵犯了公益组织的人格权益和名誉权，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量网络发帖人过错、行为违法性、因果关系、社会影响等相关因素，依法判决网络发帖人向公益组织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相应侵权赔偿责任。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     

刍论信任、秩序与法律

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信任通过对人们行为一定程度的控制，是现代社会法治、秩序建立的逻辑基础。法律与信任同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秩序是二者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信任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信任、秩序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重塑信任机制与法律整合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从何而来? ——基于甘肃10个试点县(区)的实证研究

【问题】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是推进节约增效型农业、保障国家水安全的关键改革。但地方政策实践中面临农户节水意识与用水方式尚未完全改善、政府部门水价形成机制和节水激励机制尚未良性运行、农业节水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尚未充分彰显等系列问题,政策实际绩效与目标绩效间产生偏差。政策绩效偏差何以形成?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联是什么?如何矫正绩效偏差并增进政策绩效?【方法】以甘肃省10个试点县(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研究样本,对实地调研和深入访谈所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质性编码,建构我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的归因模型。【发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的形成是涉及“利益相关者—政策执行—政策情境”交叠驱动的复杂过程,表现在:1.在主体层面,利益相关者政策认知、偏好和协同行动是决定政策绩效的关键因素;2.在行动层面,任务分解层层加码、政策落实困难是构成导致政策绩效偏差的核心变量;3.在场域层面,政策资源和改革需求等情境要素进一步催化了政策绩效偏差的形成。【贡献】相对于源自政府绩效管理工具性路径下对绩效悖论和绩效损失的关注,本研究的贯穿概念:绩效偏差,则可覆盖公共政策全过程,有更为广阔的研究价值与适用场域。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绩效偏差的影响因素及相互间逻辑关联的理论模型,为解释公共政策绩效偏差提供新的视角;并从整合政策利益相关者认知与偏好、加强政策执行效能和优化政策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矫正策略,为地方政府提升政策整体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街道乡镇政府信任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基于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

以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深入探讨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需要特别关注影响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信任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培育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从而凝聚成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动力和纽带。     

关于社会公众对法律人信任的探析——以对上海市社会公众的法律人信任调查为基础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既是建构法律权威和公信力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法治社会化和大众化的关键因素。关系和权威是影响社会公众对法律人信任的两种因素。对上海市社会公众的法律人信任的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呈现出总体高信任且基于关系的信任和基于权威的信任并存的特征,但相比较而言,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更多地表现为关系依赖型信任。就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权威信任而言,其观念基础表现为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心理基础表现为压力服从高于内在服从。因此,决策部门对于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高信任度应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并应有意识地对社会公众的信任进行管理,以此提升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     

论社会资本和城市居民政治参与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从非政治社会互动中发展出政治后果,由自治组织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以及公民之间的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会产生影响。本论文通过对部分城市的政治参与状况进行定量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政治参与起到积极作用的。     

论构建临时团队的快速信任机制

临时团队的出现是组织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结果,已成为未来组织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临时团队也存在着自身固有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目标不够明确、凝聚力相对薄弱、任务具有短期性、绩效比较低下等方面.这就要求在团队建立的最初阶段就应重视构建其快速信任机制,在团队成员之间尽快建立起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应构建包括完善内部沟通机制、合理定位角色、建设知识共享文化等在内的三位一体模式,以加强对临时团队快速信任的管理,提高临时团队的内部凝聚力和运营绩效.     

发生情事变更时可依诚实信用原则变更合同条款

【裁判要旨】合同法强调契约自由的同时亦重视契约正义,契约自由的目的正是为了追求契约正义。对于丧失契约正义的合同,法律应予以救济。当发生情事变更导致合同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时,可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变更合同条款,以维护契约正义。     

理事会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绩效? ——基于全国691家社会服务类组织的实证研究

【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是其有序、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针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且存在中观与宏观割裂的问题。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究竟如何,内部治理主体多大程度上影响组织目标达成,又如何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方法】论文使用稳健回归分析数据。数据来自于2019年实施的全国性社会服务类组织调查,该数据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涵盖56个规模不等的城市。【发现】(1)理事会治理能力与治理表现既能影响社会组织的财务指标,也显著影响其公共输出。(2)制度环境能够显著调节理事会与组织绩效间的关系。在支持性制度环境中,理事会治理能力、治理表现对组织财务指标和公共输出影响效应被强化。在消极制度环境下,组织自身的成长韧性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机制。【贡献】即使成长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仍然具备组织共性,核心治理主体能够显著影响组织绩效,尽管这种自主性受到宏观制度环境的塑造。这质疑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缺乏规范性、理事会形同虚设的研究结论,也为“依附式”自主这一概念提供了经验支持,增进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的整体性理解。     

一种社会的简化机制——信任的内涵与特点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简化机制,信任之于社会就像阳光之于人类,是社会各个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的最基本条件。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越高,越能促进社会有机体各项功能的发挥,越能刺激和谐因素的产生,保持社会的稳定。从中西方的语体环境下分析信任的内涵,从内涵的梳理和界定中把握信任的特点,这对于我们建立并维护信任关系、增加信任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的公信力塑造功能——基于近年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嬗变视角的分析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生存和发展之本,但中国慈善组织在之前特定环境中建立的初始公信力,却在近年市民社会发育、信息社会深化和政府公信力转型的影响下,遇到严峻挑战,导致一些慈善组织面临公信力危机。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具有正面信息传播、虚假信息证伪、公众权益实现、信任关系固化等功能,这有助于重构慈善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应该从信息源的改善、信息公开内容的保证、信息公开服务的优质提供、信息公开过程的优化等方面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以重塑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