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晚明“西洋哲学”之输入

《记法》专门探讨"记忆"问题,是一部介绍西洋"认识论"或"知识论"的专著。《童幼教育》是教育学及伦理学专著,属哲学之一支,既是介绍"西洋法学"、"西洋医学"入中国之最早文献之一,亦是引介"西洋神学"及"西洋大学"之最早文献之一,可说"太西总学之大略"已赖此书输入中国。《西学凡》介绍了哲学学科四年之课程(第一年逻辑学,第二年物理学,第三年形而上学,第四年数学与伦理学),已经把当时"西洋哲学"之全部内容包含完了。《灵言蠡勺》分四篇,一论灵魂之体,二论灵魂之能,三论灵魂之尊,四论灵魂所向美好之情,是晚明一部专门介绍西洋"灵魂"学说之哲学典籍。这些书在中国之刻印,正值"西洋近代哲学"之发源期,它们没有把"西洋近代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但却把"西洋近代哲学"之前的"西洋哲学"介绍到中国来了。近代以前"西洋哲学"之完整框架,已经在弗.培根活动的那时节,出现在晚明中国学术界。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论中国哲学没有"功利主义"——兼论"大利主义"不是"功利主义"

梁启超、冯友兰、韦政通、朱伯崑、田浩诸大家,均误认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功利主义"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哲学家根本不倡导"西式功利主义":他们不主张以"义"为手段,不主张以"动机"为手段,不主张以"利他"为手段,不主张以"利物"为手段."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这才是中国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坐标.中国哲学讲功利,但必把群体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个人功利的位置上,亦必把天地万物之功利摆到优先于人类功利的位置上;中国哲学家习惯于立足"宇宙背景"谈"功利",优先考虑"天地之利"或"大利".这就是所谓"大利主义"."大"是中国哲学考量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撤掉这个"宇宙背景",则中国哲学失其为"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失其为"中国思想"、中国学问失其为"中国学问"矣."大利主义"完全不可用"西式功利主义"去解读.     

“中西马”哲学对话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对话是当前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热点和难题。破解当下中国现实问题与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成为哲学对话的现实目的和要求;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学者自身理论素养的限制、"对话"衡量标准的不确定性、意识形态的预设及发生学机理解析的困难,构成三者对话的主要障碍;自觉和有效的哲学对话,应基于平等交流、着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强化问题意识与世界意识、树立大哲学观念等原则。     

从诠释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理一而分殊"命题的意义变迁(上)

"理一而分殊"是中国传统哲学重要命题,本文首先论述了此一命题作为一个阐明儒家仁义说反对墨家兼爱说的伦理命题的原始境遇,此一命题所经历的最先的富有生命气息的历史搅动;其次论述了此一命题从伦理命题发展成为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命题的思路历程,异质文化(佛教)的吸收所起的重大的推进作用;再次论述了此一普遍哲学命题在具体应用中所出现的方法论争论;最后论述了此一命题的意义扩充和历史发展所展示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者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不同于西方哲学重认识求知识,它着重于讲德行重实践,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原始意蕴往往肇始于伦理实践领域,正因为此,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往往因缺乏纯理性化和形而上学化的内在张力而需要外来哲学的冲击.按照作者的观点,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同时"理一而分殊"的理论模式对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现代新儒家中西文化观概述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哲学重要的一派,其中西文化观有着重要影响,主要论点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梁漱溟的“文化路向说”为代表,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第二类以冯友兰的“城乡家国说”为代表,强调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第三类以贺麟的“中西文化共进说”为代表,认为中西文化无高低、优劣之分,各有长短。     

论杜威对西方哲学的批评及其中西哲学比较

杜威通过揭示康德如何从“启蒙运动的儿子”走向“与启蒙运动决裂”,以及法国哲学与英美经验论哲学的不足,奠定了其心仪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他评说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流派,在哲学和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上,他的观点多有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通之处.他看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味儿”或“中国特点”,提出了“两个适应”的理论,即:使古老的中国观念“适应现代的情况”,使西方思想的精华“适应中国的情况”.他从老子和孔子的哲学中发现了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不及的精神品格,强烈谴责西方列强向中国转移其社会危机,以中国的人生哲学为“救世之灵药”.他说中国哲学更多地把大自然“当作娱心悦目的事物看”,以及他所提出的“像中国人那样思考”的主张,是后来诺斯罗普关于中国哲学审美特征之研究、公正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应引进中国价值观的先声.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全盘化西”——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之“拐点”

甲乙两种异质文化相遇相融,大致会有三种结果:一是以乙化甲,二是甲乙并尊或并斥,三是以甲化乙.具体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就是比较研究的三大格式:以西化中,援中入西;中西并尊,或中西并斥;以中化西,援西入中.考察明末以降四百余年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这门学问已经来到"全盘化西"的"拐点"上:止步于"以西化中"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中西并尊"已经没有出路,止步于构建"普世哲学"已经没有出路;只有"全盘化西",才是中国哲学之唯一出路.所谓"化西",就是"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所谓"全盘化西",就是"全方位地吃掉"西学,"全方位地消化"西学.我们祖先在五千年的长史中,已经创造出一套完整的"格式系统",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格式系统"去吃掉西学、消化西学,最终把"西方哲学"变成"中国哲学"的一部分,产出"新中国哲学",就象我们曾经拿这个"格式系统"吃掉佛学、消化佛学,最终产出"禅宗"一样.中国当代学人,要拿出"禅师"的勇气与气魄来.我们曾经用八个世纪的时间"全盘化佛",明末以降中西哲学之较量,已历四个世纪,再用四百年,我们还是有机会用中华"格式系统"吃掉、消化"西方哲学",开启中华文明的新时代!     

死:生存哲学有待展开的话题--兼评海德格尔生存论意义上的"死"及其哲学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探索中,生存哲学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对于以个体人为出发点的生存哲学而言,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哲学研究死既不同于生物学,也不同于社会学,更不同于宗教。它是把死作为生的一个视角,在经验与超验两个层面上界说死,从而让死对生"有所作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格外关注死亡问题,并使其成为他的生存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死"作为"生"的"悬欠"而"先行到死",从而"向死生存",这是海德格尔生存论意义上的"死"昭示出的哲学意蕴。这种哲学意蕴之于中国当代生存哲学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哲学的进路:从“史”到“学”的建构——张立文先生治学路径探析

在张立文先生的致思之路上,不仅有着对中国哲学史及其研究方法的系统论述,还有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哲学理论的建构。细而言之,从最早关于周易、朱熹思想的研究,到新近对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阐述;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归纳演绎,到传统学、新人学的步步推进,最终到和合学的融通开创。可以说,张立文先生的研究历程,正是从"史"到"学"的演进,是对中国哲学进路的最佳诠释。     

中国马克思学:哲学抑或科学

创建中国马克思学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路径,体现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学术化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在学科定位上,中国马克思学应当是一门实验科学,具有可证伪性。中国马克思学研究者应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的研究成果。     

明末至清前期“子学”比附“西学”的境遇和意义

利用传统学术资源，与西学知识进行“比附”，论证“中西相通”或“西学中源”，是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思想界认识西学的重要途径。以先秦诸子为核心的“子学”从一开始便充当了“中西比附”的依据和资料来源。士人通过“以子证西”，一方面认识了部分西学知识，维护了对“中学”的自信和坚守，但另一方面也因此阻碍了对西学的学习和利用。     

“全盘西化”祖于吴虞论

处理中西化关系的“全盘西化”模式,在20世纪的中国影响深远。此一模式的始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而不是学界常说的胡适。理由有二：吴虞是明确摧毁“中体西用”之“体”的第一人;吴虞是明确使用“西式”武器摧毁此“体”的第一人。     

西方学者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会通

西方学者对于儒家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研究肇始于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他所提出的"革命学说"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对于传统文化是一场彻底抛弃与革命,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墨子刻等西方学者的批评。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传统思想及中国具体语境相结合,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且提出了儒马关系的"契合论""相融论""暗含论"等观点。西方视角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示,不过我们更需要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现实语境和思想语境,进行富有创造力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活动,从而不断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科技生产力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支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技生产力，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第一工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支撑。我们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国情民力，认知社会发展阶段，兼收并蓄，提高民众科学素养，努力探索马列中国化的新阶段，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与此相匹配的政治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全面进步，促进“五位一体”和谐社会可持续建设。     

Chinese IR Sino-centrism tradi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School Movement

The Chinese School Movement, which aims to create a Chines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s developed over the last 30 years. It is usually portrayed as an ongoing effort by Chinese scholars to provide a theory that accounts for anomalies within Western IR theories. Despite its academic potential, the movement has made extremely slow progress in theory building. This slow progress is attribut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he Sino-centrism in Chinese IR which assumes the superiority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knowledge making and evaluation. This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rises, falls, and resurges in Chinese IR disciplinary history and finds its latest expression in the Chinese School Movement, which turns it into a pseudo-scientific enterprise. Under its influence, the Chinese School Movement is constantly applauded by Chinese IR scholars despite the difficulty in yielding scientific output. The most urgent task for Chinese scholars is therefore not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ino-centrism tradition by searching for a unique Chinese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to deconstruct it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IR scholars.     

"西学东渐"与清初"中西会通"的科学观

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清初学人的科学思维方式,极大拓宽了他们的科学视野,从而推进了中国传统科学向西方近代科学的历史性转变.但在"天朝情结"和"以夏变夷"观念误导下,清初学者由"会通"滑入"索源",提出了"西学中源"说,把"中西会通"转向乾嘉时期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从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利玛窦与西方汉学

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利玛窦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进的贡献 ,论述了他作为西方汉学奠基人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关于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思考     

重新认识中华法资源的价值--从胡适的"老英雄悲剧"谈起

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中,胡适描绘了一出"老英雄悲剧",即"老中华"的失败史,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华文明盲目指责和对西方近代文明盲目崇拜的态度.在当时那个新旧变替和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代,出现一些偏激看法是正常的现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则必须建立起理性看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百余年来中国借助西方法资源建构的法律体系缺乏本土的社会基础,因此目前应当重新认识和发掘中华法资源,纠正长期存在的对于中西法治文明简单化和教条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