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犯罪化之提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刑法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我国应该选择"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我国刑事政策必然要面对的抉择。基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特点、我国与其他国家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差异性、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犯罪化"。     

谈轻缓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的适用

轻缓刑事政策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罪犯的再社会化、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检察环节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在立法和司法方面都存在一些制约,我们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进行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论公诉环节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轻缓化向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旨在对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累犯等实行刑事立法上的“入罪化”、刑事司法上的“从重量刑”、刑事执法上的“隔离与长期监禁”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宽”，亦可状述为轻缓刑事政策，意指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实现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刑事司法上的“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刑事执法上的“非机构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指原界定为犯罪须科以刑罚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或科以刑罚。譬如在欧美国家，违警罪、性犯罪等等均已淡然退出刑法舞台，而缓刑亦渐次成为避科刑之弊害、助犯罪之人复归社会之一帖良药。而“非机构化、非监禁化”，则指广泛适用假释、社区性处遇或称社区矫正措施等情形，意在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秩序良性循环。谈及轻缓刑事政策之“非刑罚化、程序简易化”，纵观寰宇，国外有辩诉交易、转向处分、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国内亦诸如相对不起诉，委托调解、撤案另处等。     

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核心精神亦应在贿赂犯罪领域得到有效贯彻.基于贿赂犯罪的严重态势和抗制贿赂犯罪的强烈诉求,应当依法从严惩治贿赂犯罪;但另一方面,亦需结合社会现实,从轻缓的维度,审慎考虑是否存在采取策略性从宽处置措施的余地.     

风险社会下的我国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其中作用重要,直接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走向,刑法机能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伴随刑事法网日趋细密,犯罪圈呈扩大态势,入罪标准选择性降低,刑罚的设置和执行将总体趋宽。这并不意味着犯罪的危害性在缩小,而是对犯罪的认识更为理性所致,是刑事政策的调控目标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必然。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严重犯罪坚持严厉打击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改进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试论"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犯罪浪潮日益高涨,传统宽松型刑事政策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各国公民的安全感普遍下降,从而倾向于支持以惩罚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于是,西方国家普遍开始采用轻轻重重的复合型政策,即在强调对轻微犯罪执行轻缓刑事政策的同时,也强调对严重犯罪实施较为严厉的重罚。目前我国也应该结合社会现实,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确立"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     

论中国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反恐立法,呈现出反恐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的趋势,但是,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存在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反恐经验,结合我国反恐实际情况,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法律体系,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在反恐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严厉的反恐刑事立法会存在"严有余,宽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反恐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以宽济严"的一面,从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效益的最大化。     

非犯罪化思潮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意义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在我国,对于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在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加入WTO与刑事犯罪变化的思考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基本挑战是经济和贸易,但同时必然对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发生影响,并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保持社会平稳发展,必须思考加入世贸组织后的犯罪变化问题,从而认清可能出现的犯罪挑战.     

论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在其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弊端。在我国,刑事调解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再另起炉灶重新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从不作为犯罪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政策

不作为犯罪的历史沿革表明,古代社会的刑法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大量规定不作为犯罪。近代以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开始受到限制。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威权主义有刑事制裁扩张的倾向,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更要警惕犯罪圈的扩张。刑法处罚的不作为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刑罚的扩张,因此限制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立法思考

犯罪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是现代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当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难以得到充分赔偿时,为保护被害人权利,彰显社会公平,应当由国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结合我国国情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应尽快建立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论我国反有组织犯罪刑事对策的完善

我国法律在反有组织的严重犯罪行为方面的规定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不足。应借鉴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从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来完善相应的刑事法律对策。     

有组织犯罪现状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正处于滋生、蔓延的活跃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和变化,如涉足行业增多;经济实力增强;组织倾向＂合法化＂;手段趋向＂软暴力化＂等。有组织犯罪对社会危害很大,思考有组织犯罪新变化,更有助于破解打击难题,探索治本之策。     

对刑法中行为的新界定

行为论在刑法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研究行为论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科学地建构犯罪构成(成立)体系,完善刑法的基础理论,为司法实务提供观念上的指导。行为论研究必须始终兼顾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刑法理论的总体特征。依此标准分析,我国刑法中行为的界定应着眼于危害行为,并且应当去除意思要素,保留刑事违法性及危害性要素。因此,我国刑法中的行为概念即为客观上违反刑法规范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生命科技刑事责任在生命科技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殊的功能。其对生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当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现代生命科技犯罪，现有的刑罚体系也远不适应打击生命科技犯罪的需要。为此，需要立法者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补救。     

刑法谦抑之司法实现

刑法谦抑的司法实现是刑法谦抑理念完成从理念到实践转变的重要领域和环节.要实现司法谦押应当在完成司法人员司法谦抑理念培育的基础上,立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宏观环境之中,通过体现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轻刑化要求的司法制度的完善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