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的具体运用

应对轻微犯罪与重刑犯罪分别适用不同的刑事政策,以暂缓起诉等人文关怀方式挽救和感化轻微犯罪人,促使其尽快复归社会,实现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立足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实现途径,一要实现轻微犯罪的非刑罚化和刑罚个别化;二要强化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意识,改变以逮捕为主导的候审羁押制度.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状况调查

未成年人审前羁押率过高是目前司法机关所面临的一大困境。通过调查北京市某基层检察院2004—2008年的未成年人案件,发现审前羁押率过高的原因在于逮捕标准抽象、轻罪重罪不明、取保候审适用过低、刑事和解滞后等。为了减少对未成年人的羁押,应树立不捕为原则、逮捕为例外的司法理念,制定未成年人逮捕标准,健全取保候审制度,前移刑事和解制度等,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浅论

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关怀并加以特别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识,因而在刑事政策方面,各国一般更重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与保护而淡化刑罚。本文在刑事政策世界发展趋势的视野中,借鉴西方新社会防卫理论及其刑事政策实践,分析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以及在其指导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立法、司法、执法现状等相关问题,主张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完善我国少年犯罪司法制度,以充分发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积极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动向——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规定作了相应修订,正式在立法层面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明确规定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不成立累犯,扩大了未成年人的缓刑适用,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这些修订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加注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切实体现了刑罚社会化的要求,注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使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进一步走向完善,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最新动向。     

未成年人刑事记录限制公开制度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刑罚一直试图在打击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犯罪未成年人轻罪记录限制公开,不仅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完善我国现行刑事评价体系、全面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客观需要。     

刑事和解的模式和程序

首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来讨论刑事和解这个问题?当前在刑事和解的试点中,各地检察院都是很谨慎的,一般仅对轻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适用刑事和解.我们可以把刑事案件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诉案件,一类是公诉案件,这个分类是比较周延的.如果刑事和解仅仅局限于自诉案件的话,那么探讨刑事和解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自诉案件本来就是可以调解的,和解制度本身的内容可以在这个框架内来建设.而如果将案件的范围扩大到公诉案件的话,马上就会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困境.基于此,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宗旨、出发点就要做相应的调整:我们今天的讨论是为今后的制度完善创造条件、打下基础的,我们很难说现在已经有了完善的法律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与犯罪人权利保护——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背景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宽"与"严"两方面的关系.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对轻微犯罪依法从宽处理,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最大限度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我国以往的刑事司法活动一味地强调对犯罪人进行严厉打击,而忽视甚至无视对犯罪人的权利保护.因此,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前形势下理应侧重于"宽",重视对犯罪人的权利保护.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还存在诸多不利于犯罪人权利保护的因素,表现在思想观念、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等层面.解决上述问题只能从完善和落实具体的刑事司法制度入手,如在审查起诉阶段建立缓起诉制度;在审判阶段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注重缓刑的适用;在刑罚执行阶段实行社区矫正,改进监狱监管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呆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严厉的刑罚惩治还是人性化的轻刑化、非刑罚化处理, 就实证效果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主张,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宜采取轻刑化和刑罚严厉化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以对未成年人犯罪这一社会顽疾实现综合治理。     

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探究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历经50年发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实体法融合双重保护理念,程序法强调诉讼权利保障,执行法映射少年改造特点.     

刑事政策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调整措施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实体法有许多量刑从宽的规定,程序法中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其都体现了从宽处理的倾向。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出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等趋势,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比例也在增加,如果一味从宽从轻,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社会治安的维护。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行为及心理矫正的措施进行探讨。     

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证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形势仍不容乐观,因此,应当在有限的范围内开展。目前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犯人身权利的过失犯罪案件、部分轻微刑事案件,对重罪案件则应当以民间同事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引发的人身损害、侵犯财产犯罪案件为宜;适用的诉讼阶段,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应当仅适用轻伤害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则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均可适用;达成和解的法律后果,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仍应当从严把握,对其他案件则可依法从宽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     

刑罚适用与未成年罪犯权利保障

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以保护代替管训、以教养代替处罚",这在国际、国内社会已达成共识。即对犯罪未成年人尽可能不适用刑罚,但对一些实施了性质恶劣、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未成年犯罪人,给予一定的刑罚处罚,仍然是对其进行矫正的前提。但未成年罪犯毕竟不同于成年罪犯,即便判处了刑罚,对其刑罚的执行活动也要体现出未成年罪犯教育和改造的特殊需要,也就是说,未成年罪犯刑罚的执行必须在未成年罪犯矫正政策所内含的基本价值原则下进行。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的认定与责任

黑社会性质组织中的组织犯已经构成要件化,是狭义意义上的组织犯。准确认定这种组织犯的关键,需要对其作为构成要件的四个特征进行全面把握。它存在完成形态和预备、未遂、中止等各种未完成形态。在责任认定中,过剩的组织行为与组织犯的成立已关系不大,其责任可分别归入领导、积极参加和一般参加者来承担。组织犯在评价中存在重复评价问题,在评价时应该减去重叠的部分。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侦查中的若干问题

犯罪预防与犯罪案件侦查密切相关。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待侦查程序中立案条件、羁押的适用及侦查终结方式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改善立案的条件及功能,改革欠合理的羁押制度,增设侦查中的诉讼分流程序,对于预防犯罪、保证侦查程序的立法规范有重要意义。     

试析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的犯罪易感质

犯罪易感质是社会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在一定意义上,犯罪易感质的形成是决定一个常态的行为人衍变为反社会的犯罪人的关键.与普通未成年人相比,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易感质形成的可能性较大,而其特有的生活情境往往又促成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预防城市闲散未成年人犯罪易感质的形成,不仅在于控制犯罪行为,更根本的是提高未成年人适应社会的健康能力,这是预防犯罪过程中以人为本位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