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行政改革及启示

日本的行政改革是在经济低迷与政局混乱中启动并完成的.其改革内容是全面的,体现了市场化、分权化与绩效化的趋向,在行政机构重新设置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时还实现了政府职能的重新清理与定位.改革过程中突出政治领导,充分利用内生动力,并尽力遏制部门利益,以及最终强化了政府首脑及内阁府的行政权力和综合协调功能等做法与结果为各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行政三分制"——行政自制的制度化尝试

"行政三分制"是指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使权力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行政三分制"的目的是通过行政权内部分权和制约来对行政权进行自我控制,它符合行政自制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同时又有利于预防和遏制行政权行使的盲目和专断,是行政自制理念实现的重要机制.深圳经济特区的政府机构改革是行政自制和发展行政控权机制的有益尝试.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关口

中国跨越不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这一道行政体制改革关口,关键是如何改革。应大胆借鉴西方国家推进大部门体制的某些经验,充分关注中国实施大部门体制个性;应立足于支撑保障五个建设,科学定位2020年前建立大部门体制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经济模式的最初探寻——重新学习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体会

当前,为着社会主义自身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改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但需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要有历史经验的借鉴.因此,对"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最初探寻社会主义的实践史已充分证明了,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这一尝试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探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已经触及了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探寻中的许多基本、实质性的问题.例如: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命运问题;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究竟是仅靠革命的热情,仅靠国家行政     

英美日俄大部制改革的历程、特征及其启示

梳理英美日俄四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践与特征,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启示。英国采取"切香肠"式改革重组大部,部门内设政策局和执行局,由整体性系统改革转向渐进式改革。美国的渐变整合式改革,先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再整合跨领域部门;除了部内职能司局外,设置大量独立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日本大部制改革遵循法治化原则,以职能优化为基础重组大部,部内设职能司局、部属外局及独立行政机构。俄罗斯大部制改革具有滞后性,"行政三分"改革导致"二元分化"格局,总统直接管辖的强力部门持续走强。四国大部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对中国的重要启示是:坚持法治化原则,在尊重国家治理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推进大部制改革,以职能优化原则重组大部,以"行政三分"原则构建部内组织运行模式,实施整体性政府建设克服大部制改革的弊端。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政府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的一场自我变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协同性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削弱了改革效果的发挥。受制于中国条块分割的制度体系的制约及部门利益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推动协同审批的进展缓慢,作为制度调和产物的"行政审批中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批部门的跨部门联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行政审批制度最为核心的权力利益之网,破解当前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僵局需要从顶层设计、理念、体制、机制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中西启蒙"自由"观在价值源头上的同与异--以李贽的"童心论"为范本

中国明末启蒙思潮的"自由"观与西方早期启蒙运动的"自由"观一样,都因农业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时代性要求而将源头上的价值系于"个性自由".但由于文化类型与历史境遇的殊异,双方也表现出不同的心路逻辑.西方人文主义者认个性自由为一种"权利",因而提出了以"理性"界定权利,以构建现代制度保证权利的实践途径.而中国明末的启蒙思想视个性自由为"新道德境界",据此要求人们首先转换传统伦理视角,肯认个性自由的合德性;进而提高思想境界,成为个性自由的实践者;最后寄希望在未来的"大同"社会解决全部问题.     

大部制前景下中国中央政府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研究

当前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大部门体制成为改革方向.在新的体制下,如何实现政府部门的高效协调运转,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已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紧密结合世界公共管理的趋势和当前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形势要求,着重阐述了健全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的重要意义,并对我国现行的中央政府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进行分析,在借鉴西方国家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间行政协调机制的可行性途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与"实质"的内在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其"实质",只有内生性"方法"才能真正表现其"实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内在本源方法"具有基本的"自足性",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及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范畴,在其内部可以得到根本和合理的理解、阐释和建构;另一方面,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方法作为必要的辅助和补充.将方法抽象多元化,就忽视、回避或游离了"实质"问题,绝对地拒斥外源方法,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思想进程的"实质"线性化和单质化了.研究的"方法"只是副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是研究的正题,"方法"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单一和贫乏,而在于是否科学和彻底地揭示"实质",这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自觉地理解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法"和"实质"的内在性关系,对中国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全盘西化与日本的“战争”思维

正美国把日本视为"天然盟友",甚至某些西方国家自以为对日本抱有"天然好感"的原因,除了战略利益的考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自以为日本与自己"价值观相同",认为日本"最像西方",日本最愿意向西方学习。但是,日本的历史观存在着重大问题,这不仅是对日本自己的历史认识有问题,日本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问题则     

"省管县"体制改革:动因、障碍与对策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正从减人、减事、合并机构的行政职能调整,开始扩展到"减少层级"的行政改革,省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暗合了这样的趋势。省管县体制改革要克服地方层面原有体制的惯性与利益因素和中央层面对政治统治有效性的疑虑的障碍,为此,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推动力度,适度增加省级政府的数量,主动调整县级行政区划,合理维护现存的地级市的利益并推行电子政务的跟进,才能使这一改革顺利进行。     

日本行政文化对我国当前行政改革的启示

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民族,通过对日本行政变革中的文化渊源及文化生存的特质进行研究,借鉴其有益的现实经验,分析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行政改革的发展道路。应做到尊重并发扬传统行政文化;健全制度文化的约束机制;建立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从日本行政文化价值要素中取得精华。     

论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稻草人现象"及其治理

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管理对象违法胆子越来越大甚至肆无忌惮,行政管理部门无所作为甚至成为摆设,地方党政领导不断干预行政执法的现象,我们称之为"稻草人现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而且严重破坏国家法律的执行.要逐步消除这一现象,根本在于制度创新.     

"行政国家"解析

自托克维尔以来的政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国家内部的行政机构在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与复杂性;这一趋势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大强化,行政开始包裹政治。当代的行政学家将这一公共行政领域的发展趋势称之为"行政国家"现象。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经是行政国家。人们针对行政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政治的方案与管理主义的方案。迄今为止,没有真正有效的方案可以解决行政国家问题。     

消除对待改革的"心理过敏"现象

在深化改革的今天,每一项改革的措施出台前后,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无论是在改革中暂时失去某些利益的人们,还是在改革中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更多利益的人们,都会在某些问题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不大适应的问题.我们姑且把这种现象,叫做"心理过敏"现象. 在对待改革上常见的"心理过敏"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自我吃亏感".一项改革措施出台,本来是合情合理的,可是由于各人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理解,往往容易得出     

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     

"政绩工程"及其治理

与腐败直接相连的"政绩工程",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基本观点,严重背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机制和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效预防和杜绝这类政绩工程,是防治腐败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三农"问题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约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其根本出路是大量减少农民.这涉及到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因此,没有一个宏大的战略眼光,没有一个巨型的系统工程,是无法驾驭这件事情的.     

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把"真正共同体"描绘为摆脱了劳动异化和利益冲突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对市民社会物质利益共同体、国家虚假共同体的扬弃与超越,其形成基础不是脱离现实世界物质利益的所谓普世伦理或准宗教信仰,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马克思断定:拥有共同利益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核心纽带;调控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是虚假共同体的出场语境;消解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是"真正共同体"的实现路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当代中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进路。     

先天下之"放"而"放"

在十三大精神的感召下,我们确实看到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批批中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已经并正在警醒起来,以不断改革、开放的姿态,为中国的振兴而拼搏.在这样的形势下,处于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怎么办?"先天下之'放'而'放'",率先发展外向型经济,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之路,这应该是上海的正确选择.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所以这一期本刊评论员《先天下之'放'而'放'》一文首先对上海的开放问题"放"了几句.当然,上海如何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研究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